蒼南縣第一中學 楊 文 玫
歐亨利的小說以語言幽默筆調辛辣見長。小說中的人物往往是身處社會下層、值得同情的廣大勞動者和失業者居多。特別是那些描寫紐約曼哈頓市民生活的作品，集中了反映小人物辛酸的苦難經歷。所以，他的小說主題常常被人理解為是對資本主義社會黑暗現實的揭露和批判。但在他的小說中也不乏對人性歌頌和批判的作品，比如《麥琪的禮物》、《最后的一片藤葉》和《忙碌經紀人的浪漫史》等等。由于長期受“左”的審美慣性影響，有人總喜歡籠統地把歐亨利的小說主題上升到無限的政治高度。比如對《警察和贊美詩》主題的理解，高中語文教學參考書的解釋是“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現實”， 這實在有失作品讀解的客觀性。我覺得作者想要表現的是對小人物畸形人性的調侃，是對法制改變人性治標不治本的失望，對建立以宗教為秩序的理想社會的渴望。
首先，從小說描繪的社會環境來看 ，《警察和贊美詩》它所展示的社會環境并不像參考書所說那樣“黑暗”。恰恰相反，它所描繪的一個有著比較完善的法律制度、嚴肅的慈善機構和極為普遍的就業機會的繁榮的充滿活力的社會。擺在蘇比面前有三條生活出路：一是進監獄，二是接受慈善機構施舍，三是就業。蘇比首選進監獄，是因為在那里“整整三個月不愁食宿，伙伴們意氣相投，再沒有‘北風’老爺和警察老爺來糾纏不清，在蘇比看來，人生的樂趣也莫過于此了”。如果為了生存去接受慈善機構的布施，睡覺“先得讓人押上去洗一個澡”；吃一個面包“還得先一五一十交代清楚個人的歷史”。這在靈魂高傲的蘇比看來，乃是人生一大恥辱。不進監獄也不接受慈善機構的布施，蘇比還可以到熙熙攘攘的商業去給皮貨進口商趕車，“做一個煊赫一時的人”。這在常人（至少是傳統上進的人）看來可是一種最好的選擇，但在蘇比看來可不是最佳的選擇。因為他高傲自尊，貪圖安逸，根本不想為生活付出太多的汗水，更不愿意為生活承受精神上的“恥辱”。由此可見，蘇比的悲劇是人性的悲劇，是個人問題而不是社會問題。作者所要批判的乃是人性的丑陋。
其次，從小說情節的安排來看，以往蘇比可能都比較順利的如愿以償，這一回命運之神似乎是有意捉弄他，讓他屢戰屢敗，最后在回家一段幽靜的路上，他被教堂里傳來的優美典雅的贊美詩吸引感化，也就在這時警察逮捕了他。這是作者有意安排的生活巧合，這種的巧合一方面推動了情節的發展，增強了情節的生動性和感染力；另一方面也是對蘇比低賤的自尊和貪圖安逸的惰性的極大諷刺。但有人卻把這種的生動巧合視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叛和揭露。理由是警察“該抓的時候不抓，不該抓的時候卻抓了人”。我認為這樣說法是極為不妥當的。在前面蘇比六次為非作歹，警察不是視而不見，也不是有意放縱寬容蘇比，而是蘇比的行為超出了警察常規的思維邏輯，讓警察無法確認蘇比是肇事者并將其逮捕。如果說在這時候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警察應該把蘇比逮捕起來送進監獄，我認為倒是對當時社會的極大諷刺。一者在這時候警察在主觀意識上并不認為蘇比在犯罪，也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蘇比在犯罪；再者蘇比惹是生非目的就是要進監獄，如果警察不分青紅皂白將其逮捕入獄，豈不正中蘇比的下懷？！所以，從小說情節發展的邏輯來看，作者無意揭示社會黑暗，只不過是想說明完善的法律制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蘇比之流好逸惡勞的習氣，依法建立的監獄反而成了他們朝思暮想的去處。這是作者對當時法律社會功用的懷疑和諷刺，是對法律之于改變人性軟弱而產生的失望。
再次，從作者對人物的態度來看，在小說中對蘇比竭盡諷刺揶揄之能事，而對警察卻褒揚有余。當蘇比用鵝卵石砸碎櫥窗時，領頭趕到是警察；當發現有人作出案逃跑時，（盡管那人是在趕車，但綜合各方面因素警察這樣認為也不無道理）奮力直追的是警察；當蘇比想耍流氓靠近那個輕佻女子時，緊盯著他的是警察；當蘇比裝酒瘋擾亂公共秩序，向民眾解釋的又是警察；當蘇比半夜不歸游蕩在外，毫不猶豫地將蘇比逮捕的還是警察。情節在合情合理的誤會中進行著，讀者心目中的人物形象也漸漸清晰：蘇比是游手好閑，不務正業，沾染了許多不良習氣的小流氓；而警察是工作認真負責助人為樂的人民好警察。從這一點上看，小說取名為《警察和贊美詩》，警察和贊美詩兩相比照，是正襯而不是反襯。作者是拿相對完善的法律和相對完美的警察與至善至美的純潔的贊美詩對比，目的是強調突出了宗教之于人靈魂熏陶和感化作用，而不是刻意批判社會。目的希望建立起以宗教為秩序的理想社會，讓所有畸形的心理在宗教中得以矯正，讓所有骯臟的靈魂在宗教中得以凈化，讓所有苦難的人們在宗教中獲得幸福。因為歐亨利自己因涉嫌挪用銀行款項流亡國外，后又被捕入獄，一生深受法律之苦，但法律卻始終沒能改變他那倔強的靈魂，所以，在這一篇小說中就自然而然的流露出像蘇比一樣無可奈何的玩世不恭的心態和皈依宗教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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