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繼炬
焦仲卿的母親和劉蘭芝的兄長歷來是作為反面形象被人們所認識的：他們是劉、焦真摯純潔的愛情的障礙，破壞了這一對年輕人的婚姻幸福，使其被迫走向死亡。那么，《孔雀東南飛》，這首我國歷史上最長的樂府敘事詩，是不是要為人們確立人性之惡的范本，以引起鑒戒的注意？焦母與劉兄是不是本質上就真的刻薄寡恩，存心要害死自己的兒子和妹妹呢？
綜觀全篇，婆媳之間的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不管她的兒子如何地表白對妻子的生死相依的深情大愛和不復婚娶的決心（“結發同枕席，黃泉共為友”“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娶”），也不管她的兒子因為妻子的離開表現得怎樣的悲傷和心灰意冷（“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單”），她總是意志堅決，不為所動。是什么使得她與媳婦這樣水火不容、不共戴天、必欲除之而后快呢？難道是因為媳婦沒有婦德，敗壞門風？抑或是懶惰無行，不敬尊長？從詩中對劉蘭芝的描寫看，這些理由顯然純屬猜測，沒有依據。
劉蘭芝是一個聰慧美麗、頗有教養，又勤儉樸質、待人有禮的女子。盡管“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她也無怨無悔，盡力忍受；盡管“大人故嫌遲”以至無端被棄，她還是強壓悲憤，在婆母怒不可遏時，上堂拜別，表現得既周全得體，又善解人意；盡管對丈夫纏綿依戀，難以割舍，她仍然還是默默承擔，沒有痛哭流涕，死乞白賴。在苦難的生活中，這一個堅強的女子以她善良、至誠的本性贏得了讀者的尊重。這樣溫順如水的人是絕不會主動制造與婆母的嫌隙，主動挑起與婆母的戰爭的。這樣看起來，婆媳矛盾的制造者無疑就是焦母了，而焦母為什么會那樣橫挑鼻子豎挑眼，對媳婦百般看不慣呢？
有人說，劉蘭芝自尊自信，不肯隨便屈從，焦母認為她“無禮節”“主動自專由”，不懂為人之媳的規矩，觸犯了自己的家長權威，從而失去了對她的歡心，使劉蘭芝最終“被驅遣”。還有人說，焦母要趕走媳婦，是因為蘭芝沒有為焦家添得一丁半口。封建社會“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為延續香火計，焦母自然要趕走蘭芝了。這些觀點在我看來都顯得比較片面，沒有深究人物行為背后的心理動因，忽視了特定環境之下人物的性格，由此所引出的對人物的道德貶低和情感上的排斥，是對人物極大的不公，同時也影響了對作品悲劇價值的認識。我以為，婆媳間矛盾的產生主要是因為她的兒子--詩中的男主人公焦仲卿。是焦仲卿讓他的母親陷入了深深的失望的境地，因為這種失望而使焦母遷怒于媳婦。
從詩的內容看，沒有提到她的丈夫、兒子的父親。可能是他舍妻別子，早已去世；也可能是流落他方，音信杳無。可以想像，沒有男人的日子，孤兒寡母是多么的艱難困苦，嘗盡心酸。他們要承受多少來自外間的冷眼譏刺，欺凌侮辱；為了生存要多少次強顏歡笑，忍淚吞聲；盡管丈夫可能留下了一點家底，但也必須起早貪黑，摸爬滾打，省吃儉用。可以說，在這凄風苦雨、風刀霜劍般的漫漫長途中，兒子就是母親的支柱，是母親的希望。那既是出于母親的天性，也是那樣的時代一個女性所能夠擁有的全部的人生理想和價值追求。當焦母終于含辛茹苦一把屎一把尿將兒子拉扯成人，幫他娶親成家，謀事求職，她該是多么的欣慰和驕傲啊！盡管作品沒有正面表現這些東西，但我們完全可以根據生活的實際情況作出合理的推想。因此，應該說，焦母是一個堅強的女性，是一個經受了苦難的折磨而沒有倒下的可敬的母親。如果說她后來的性情變得有些暴戾，那也是長期艱苦而孤獨無愛的境遇壓抑使然，但我們不能因此而看不到她的堅韌頑強，看不到她為兒子和家族作出的犧牲。
親身的痛苦經歷使她明白，人只有自己幫助自己，自己不屈服、不氣餒，才有可能改變生活的條件，不讓別人欺凌。對于一個孤兒寡母的單親家庭中唯一的男人--兒子焦仲卿來說，這種品質顯得尤其重要。古人云：“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中國傳統社會所有人--不管是士大夫知識分子還是普通的庶民百姓--所追求的共同目標。家國同構的基本格局要求每一個人特別是男子以家族整體利益的代表者的身份進入國家政治體系中，獲得主流社會的認同，從而既實現自身價值，又完成家族騰達的歷史重任。所以，一個男人，他是家族之本，是家族興旺繁盛的依托，他的人生定位首先應考慮到整個家族的利益，不能以己之私而危及整體。
焦仲卿，在焦家日漸式微的情況下，他的責任之重大可想而知。當他的母親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時候，興復焦家的擔子開始歷史性地落在他的肩上。可是，這被母親倚為終身依靠的兒子卻貪戀新婚燕爾的歡娛，沉醉于兒女私情的甜蜜中不思進取。盡管他終日奔走于公府之門，但是透過蘭芝幽怨的話語（“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不是也反襯出仲卿是多么地不情愿，要忍受多少相思的煎熬。從他對蘭芝痛苦而無奈的叮囑“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娶”中，不是讓我們感受到他身受羈束，迫不得已又不得不然的兩難心境嗎？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會里，能夠傾情投注于一個女子，并與她攜手共赴黃泉，其相愛的真摯與深沉和人格的純凈與高貴輝映千古，令人感動。但是，因為情到深處而形成的心靈的單純，也使他于“洞徹世事，練達人情”上表現出不切實際的迂闊，他非常明白照自己的性格要在官場上有所作為實在很難，所以，當他說出“兒已薄祿相”的話的時候，給母親的心靈震撼是可以想像的。這樣不爭氣的話語帶給她的羞怒、痛苦、失望，只有一個付出了自己所有的心血、懷抱著無比殷切的望子成龍的希望的母親才有可能體會到。
從女性和母親的立場出發，焦母不會過多地責備自己的兒子不明事理，而只會將兒子的多情歸罪于媳婦。傳統觀念認為一個女子最重要的品德就是端莊嚴謹、賢惠溫順，輔佐丈夫，使家業興旺。“三從四德”等綱常倫理對女子的要求非常嚴格，經受過困苦生活的焦母從自己的經驗和家庭處境出發更是對媳婦幾近于苛刻。她認為“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是一個女子應盡的本分，是她勤儉持家的基本職責。她希望媳婦能夠當好兒子的賢內助，使他一心一意作好官府的大事，得到官府的賞識，讓光耀門楣的愿望早日實現。這實在只是一個封建時代的母親最樸質、最現實的愿望。然而，這樣的愿望卻落空了。
自從兒子和媳婦 “共事二三年”來，一天天地變得胸無大志，媳婦不但沒有教管好自己的丈夫，反而也與他一同沉溺在愛情中。雖然夫婦二人這幾年是聚少離多，但焉能沒有焦母的催逼在其中？作為一位敏感的母親，她怎能不會意識到兒媳相愛對家族利益的潛在危機？所以，只要兒子愈表現得與蘭芝情深意長，就愈讓焦母急怒攻心，暴跳如雷（“阿母得聞之，槌床便大怒”）。更讓她不能容忍的是兒子居然為了一個婦人而痛哭流涕，露出可憐的軟弱相，以至于以死相逼--“汝是大家子，仕宦于臺閣。慎勿為婦死，貴賤情何薄”雖是苦口婆心的勸慰，卻也有被迫無奈和深隱的不滿，不然的話就不會仍然固執己見，倒行逆施--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她對蘭芝的討厭，并不是真的蘭芝對她“無禮節”，也不是因為蘭芝沒有生育，這都不是根本。根本的是蘭芝沒有盡到做媳婦的職責，在她的媚惑下，兒子意志消靡，在官場上還只是個小吏，仕途無有起色，家族的利益將要受損。所以，由對兒子的失望而引起焦心、憤激、苦惱，種種情緒糾纏著焦母，使她愈加怪罪媳婦，愈發下定決心要拆散他們，簡直毫無通融的余地，顯得那樣的不近情理，冷酷橫蠻。其目的就是為了拯救自己的兒子，為兒子求娶”東家賢女”，使兒子懸崖勒馬，迷途知反。
再來看蘭芝的兄長。在詩中他只是個次要角色，但他的作用卻很重大。可以說蘭芝與仲卿最后走向死亡，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他的逼嫁。如果他不是“性行暴如雷”，而是對蘭芝的遭遇深加憐惜、寬容、理解，溫厚地接納蘭芝，給她以平息傷痛的時間，那么可能結果將會是另外一番樣子。沈德潛曾經對劉兄作過這樣的評價：“否泰如天地一語，小人但慕富貴，不顧禮義，實有此口吻。”這也成為了人們共同的看法。可人們卻沒有深入地去思考，劉兄這樣作的動機是什么呢？是不是硬要將妹妹往火炕里推？抑或是以妹妹為籌碼，來博取自己的私利？從人性的角度來看，我想不會有這樣如蛇蝎一般狠毒的兄長。實際上，劉兄之所以要這樣作，是為了妹妹的終身幸福，更重要的是為了補救家庭受到的損害。畢竟是焦府不義在先。當妹妹帶著身心俱創的慘痛回到娘家，可以想見給娘家帶來了多少羞辱和不光彩！作為一家之長的劉兄既要安頓料理妹妹的衣食住行，又要承受來自鄰人的嘲笑和譏諷。無論怎樣說，這都是對劉家尊嚴與男人自尊的極大傷害。所以，當太守府來求親，這是改變妹妹悲苦命運的極好機會，也能使劉家受到傷害的尊嚴得以修復，重新獲得社會的認同，有什么理由要拒絕呢？如果說蘭芝可以因為與仲卿的相愛而對焦府所予的一切折磨與恥辱棄置不顧，那么，她的母兄卻沒有必要，也沒有義務因為對她的愛而恒久地停留在焦府與仲卿所予的羞辱和傷害中。解鈴還須系鈴人，知禮重儀的蘭芝只有答應再嫁了。
人是自然演化的結果，也是歷史文化的產物。人的性格的生成和發展不能離開具體的社會時代的土壤，其現實行為也有相應的性格邏輯和心理動因。在宗法制和小農經濟的條件下，維護群體利益，調節人與人、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成為人們的思考重心。對于個人來說，只有克制身心，服從群體，才能與世俗相融相洽。群體擁有巨大的道德政治權利，個體則只享有道德政治義務；而且，這種權利與義務的不諧調，最終是以個體欲望的自我收縮而得到解決。作為封建家長的焦母與劉兄，他們的行為選擇和價值取向自然而然要以維護家庭利益為出發點。他們不但不會對仲卿與蘭芝的忠貞愛情給予平等的體認、關愛和呵護，反而要嚴厲地斥責，堅決地反對。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樣作正是在真正維護自己和親人的幸福。
所以，從詩作的故事層面來看，焦母與劉兄成了仲卿、蘭芝婚姻悲劇的直接制造者。他們不但將自己鮮活的生命自覺地奉作封建祭壇的犧牲，而且還主動地把自己親人的幸福祭獻出去。這是他們的不幸，也是那一個時代所有人的不幸。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人格是多么的卑下低劣，心靈是多么的尖酸刻毒。相反，他們也是心地善良者，至少也是悲劇的承擔者。當詩末出現“兩家求合葬”這樣后悔不及的主動時，未嘗不是他們對劉焦生死不渝的愛情的晚到的認可與祝福。在未來的凄苦的孤單歲月里，焦母會日日咀嚼白發人送黑發人的哀傷，劉兄也會時時地感到無限的懊悔與自責。他們同樣是受害者，是他們崇奉的觀念的受害者，同樣是應該給予同情的對象。
兩千多年來，如同焦母、劉兄似的封建家長代不乏人。他們一方面竭力要將親人的行為和情感納入到體制內來，不容許絲毫旁逸斜出；一方面又要獨自承擔因懲罰造成親人痛苦所引起的內心憂戚。這是怎樣悲涼而無奈的人生啊！當陸游的母親毅然決然地趕走侄女兼媳婦的唐婉，給兒子陸游造成終生的遺恨和苦痛的時候，她的內心就真的會有如釋重負之感而不會沉浸在傷心的海洋？當賈寶玉的父親對兒子痛加撻伐，打得兒子幾乎奄奄一息的時候，他就真的會在一旁得意地獰笑而不會也有無法言說的苦衷？……面對這些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生命實體，面對這片古老土地上孕育出來的生命現象，如果我們設身處地地走進他們的心靈和情感世界，我們還會不會僅僅只看一時一事表象、感情用事地去指責他們的為人，把他們定格在“惡婆婆”“惡父親”“惡兄長”的形象上？還會不會吝嗇我們的感情去一味地貶斥他們，苛求他們為什么不尊重親人的選擇？
《孔雀東南飛》的深刻之處在于，它在中國封建社會早期，就形象地描繪了劉焦殉情而死的悲劇，而悲劇的成因并沒有簡單地歸結于某些具體的個人的人性之惡，而是直指人的背后的歷史文化因素，展示出封建傳統觀念殺人的本質。在一個群體利益高高凌駕于個體追求之上的傳統中，任何平等的對個性自由的向往、對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都是一種奢侈。但是，人類對合理、健康、自然、合乎人性的理想圖景的追求畢竟是一種不可阻擋的力量，它必定要沖破漫漫封建中世紀的黑夜而走出一片光明燦爛的天地。也許這正是《孔雀東南飛》在末尾充滿深情而執著地表達的“多謝后世人，戒之慎勿忘”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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