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給鬼子》的社會意義隨筆

　　趙德發是個編故事的能手、好手和高手，也是關注社會關心當下的仁心作家。一個很小的事件，哪怕是人們聽來當笑話的事件，到他手里，他就能夠發掘其中蘊含的意義或者道理，就能編出頗為離奇但又頗合常理與情理的故事。而就是因為其合乎常理與情理，對于作品中的人或事，你就不能僅僅用是或非、好或壞來加以辨別或評判，于是，讀者在閱讀中辨別著，評判著，收獲著。

　　《嫁給鬼子》就是這樣一個作品。

　　故事非常簡單。就是一個日本老頭想從中國娶個媳婦續弦，但他同時腳踏幾只船，最終選取了自己中意的姑娘，卻坑害了被踏的幾個姑娘。從日本老頭這個角度講，他優中選優選取自己中意的媳婦并無過錯。從中國姑娘這個角度講，中意一個經濟上有保障、為人上并無什么劣跡的日本老頭作為伴侶，討得生活的安逸也無可厚非。然而，無過錯與無可厚非糾纏在一起，就剪不斷理還亂了。

　　其實，鬼子就是鬼子，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他精明侵略的本質，哪怕是在婚姻這樣的個人問題上。與其說這是宿命論在作怪，還不如說這就是鬼子的本質。日本老頭再好也是侵略中國榨取中國的鬼子，無論如何改變不了他民族的本性，中國姑娘再差也是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的尊嚴與人格，中國小伙再窮也是依靠雙手致富自食其力之人值得欽佩與尊敬。然而，老鬼子利用了中國姑娘愛慕虛榮享受浮華的心理弱勢，憑著經濟上的一點優勢，把著完全有利于自己的標準，輕易地引誘三個善良而又愚蠢的姑娘同時上當，把嫁給鬼子看作享榮華擁富貴的橋梁，欣然投懷送抱，情愿接受蹂躪。姑娘啊，我為你們感到可恥。

　　如果這是姑娘一人之事，倒也無需大驚小怪，需要驚怪的是，這不是姑娘一人之事，而是部分中國人的事，是集體無意識或者有意識所致。據統計，我市自2009年12月15日至2012年12月15日，我市有18個姑娘嫁給了日本人，男方年齡均大于女方，年齡差距在10歲（含10歲）以上的.占61.1％，其中，差距最大的45歲，登記結婚的時候，鬼子已經77歲高齡。高秀燕也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嫌貧愛富的，不是一開始就情愿接受鬼子的鬼話的，她從衷情于中國小伙轉變為一心要嫁給鬼子，背后的推手是她世故并市儈的姨，是當下對榮華富貴追逐的集體無意識。不是嗎，就連高世連這個堅守底線的中國農民，在馬玉枝“良心可以用市場經濟手段體現出來”的教育下，默認了閨女的做法。是啊，世事的艱辛難免會把清純如水的小姑娘改變成市儈庸俗的大媽，對艱難生活的畏懼難免會使一個人的堅守不渝發生逆轉。可是，改變也好，逆轉也罷，要有一個基準，那就是高秀燕的爹高世連說的不能昩良心、不能狼心狗肺。

　　可以說故事情節一波三折，先是高秀燕與吳洪委電話秀談婚論嫁，后是鬼子插足，最終是含淚圓滿收場。就拿鬼子插足這波來說，先是高秀燕鄙夷拒絕，后是聽姨的話改弦更張，在處理好了吳洪委的爹怒火燒房一事專心等待與鬼子夫妻雙雙把家還的幸福時刻里，熱臉貼了鬼子的冷屁股的同時偶然發現還有一個姑娘同樣在做著黃粱夢——不幸的是夢的另一個主角是同一個鬼子老頭，另外一個姑娘鄭惠或許能夠夢圓成為鬼子老頭的新娘，但誰又能斷定這樣的結局必定好過做中國青年的新娘呢。故事每一波一折都令人驚奇，令人揪心，令人痛苦，驚奇的是作家的編故事能力，揪心的是姑娘的愚蠢與愚昧，痛苦的是市場經濟大潮下作為婚姻紐帶的愛情的軟弱無力與蕩然無存。

　　高秀燕嫁給吳洪委是基于愛情的，也是符合良心與道德的；嫁給鬼子雖然不是基于愛情，也不符合良心與道德，但如果用市場經濟的眼光，從人渴望優裕生活的本性來說，也不是不符合常理與情理的，又因為高秀燕與吳洪委之前并沒有登記結婚，火災發生后高秀燕又給予了補償，吳洪委一家給予了諒解，高秀燕的行為又是符合法理的。既不符合良心與道德又與常理、情理背道而馳，與法律精神也不一致的，就是鬼子腳踏三只船害兩個姑娘作黃粱美夢幾乎害得吳洪委人財兩亡的惡劣行徑。

　　鬼子可惡，嫁給鬼子可恥，可是，如果這個老頭不是鬼子而就是咱中國大地上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呢？《嫁給鬼子》的看點表面上在于對放棄尊嚴嫁給鬼子這件事的批判，在于中國人對于侵略中國的日本鬼子的仇恨情結，實質上卻是在婚姻與愛情、傳統與現代、道義與利益的碰撞與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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