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談今天科普工作的定位與規劃論文

　　摘要：本文簡要討論了科學知識傳播擴散的三種類型，即科學交流、科學教育、科學普及，并初步探討了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在此基礎上，對當前我國中長期科技規劃中科普工作的定位與發展提出了一些新的嘗試和思路。

　　關鍵詞：科學普及；科學交流；科學教育；科學素質

　　被譽為近代實驗科學始祖的英國學者弗蘭西斯培根曾經說過一句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對這句話世人多已熟知，但是人們也許不太熟悉培根還有一句同樣深刻的話：“知識的力量不僅取決于其本身的價值大小，更取決于它是否被傳播以及被傳播的深度和廣度。” 在當今時代，知識比人類歷史上以往的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現代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和國家經濟的繁榮昌盛已經越來越多地依賴于創新、傳播和應用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核心的知識的能力和效率。對于公民個人來說，如同過去讀書識字是人們適應社會生活所必需的基本能力，在今天科學技術無孔不入的時代，具備一定的科學素質也已成為一個人在現代文明社會中生存、發展的基本要求。在此背景下，以提高國民科學素質、促進公眾理解科學為已任的當代科學普及工作理所當然地越來越受到各國政府和社會的廣泛關注，與此同時對科普工作的重新定位和發展規劃也無疑需要進行新的思考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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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說來，根據科學知識擴散傳播的歷史發展和實際狀況，并依據其傳播領域、對象、方式、特點等的不同，大致可以把科學知識的擴散傳播活動分為以下三大類：

　　一是科學知識在學術領域（科學共同體）的擴散傳播，即科學交流。這主要是在科學共同體內部（學術圈）的一種科學知識的傳播和擴散，又可以分為縱向的（專業領域內）和橫向的（專業領域之間，其中就包括所謂“高級科普”）兩種。其傳播主要是從科學家到科學家（科學家既是科學前沿專業知識的傳播者，也是其傳播對象），知識傳播的媒介主要有學術報刊、科學家的實驗室等科研場所以及各類學術會議等。所傳播的知識具有學術性、專業性、前沿性等特點，因而一般要求傳播者和受傳者具有近似的專業知識背景。

　　二是科學知識在教育領域（學校）的擴散傳播，即科學（正規）教育。這是科學知識的一種代際傳播和擴散，其傳播主要是從科學教師到在校學生，因而傳播的場所和媒介主要在各類學校（從小學到大學）。傳播對象相對比較固定，帶有群體性的特征，傳播者（教師）早已經職業化、專業化了。這種知識傳播的特點主要是系統性、強制性、規范性以及階段性等，傳播過程講究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和由淺入深。

　　三是科學知識在公共領域（社會）的擴散傳播，即科學普及。這主要是科學知識的一種大眾傳播和擴散，其傳播主要是從科學界到社會公眾，傳播的媒介現在看來更多的是大眾傳媒（如電視、廣播、報刊、圖書、網絡等），傳播的對象是0至99歲各個年齡段的全體社會公民，因而實際上也涵蓋了上述兩類科學知識傳播的對象。傳播者既包括科學家也包括各類科技傳媒中的工作者，而且后者更有可能走向職業化和專業化。這種知識傳播的特點主要是非強制性、非約束性，有較大的靈活性、隨意性等，其效果取決于能否激發受眾的求知興趣和能否滿足受眾的現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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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促進今天的科學知識擴散與傳播活動中，科學交流、科學教育、科學普及三者之間盡管角色、定位有所不同，但也有必然的聯系，科研人員、教育工作者以及科技傳媒工作人員也日益需要加強相互之間的聯系和溝通。

　　在科學知識的擴散與傳播鏈條中，作為科學知識生產者的科學家始終扮演著“第一發球員”的角色，是人類認識理解科學的源泉所在。在科學的發展歷程中，科學普及與科學家的科研探索二者常常是相伴相隨、交相輝映的，科學家也常常自告奮勇、責無旁貸地扮演著科學普及的主體角色。正因為有了布魯諾、伽利略的宣揚和普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動說”才掀起了近代科學的革命風暴；正是由于赫胥黎“斗犬”般的維護和宣傳，達爾文進化論才得以深入人心；正是有了相對論熱，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也才可能家喻戶曉。科學家的這種對真理以及對社會的高度責任感，使得科學的理性之光不斷照耀著普通大眾走進人類的智慧殿堂。被譽為美國“科學先生”的卡爾薩根曾對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深遠意義給予過十分公正而又貼切的評價：“我們永遠也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正在科學前沿研究探索的科學家是因為讀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書、某一篇文章或者某一個故事而得到最初的鼓舞和激勵；我們也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普普通通的公眾基于同樣原因而對科學事業給予同情和支持。”積極參與科學的傳播擴散活動、促進廣大公眾理解科學仍然是當代人類社會進步以及現代科技事業自身發展對科學家（科學界）的時代要求。現代科技的發展在越來越決定著我們社會未來命運的同時，也越來越受制于人類社會方方面面的制約，科學技術與現代社會空前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以人為本的當代科技自然要充分尊重和體現人的發展意愿，并最終服務于全人類的共同福祉和發展本身。英國著名學者J. D. 貝爾納曾深刻指出，“現在人們對科學的態度是我們目前社會制度的基本的和必要的構成部分”，因此，“除非普通公眾——這包括富有的贊助者和政府官員——明白科學家在做些什么，否則就不可能期望他們向科學家提供他們的工作所需要的支援，來換取他們的工作可能為人類帶來的好處。”

　　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以及相關比較表明，一個國家國民的科學素質水平與其受正規科學教育的年限有著高度的相關性，提高全體國民科學素質的主渠道、主陣地在于學校正規的科學教育。2003年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結果也顯示：公眾受教育程度越高，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比例也相應越高，初中、高中、大專和大學以上不同文化程度的公眾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比例依次為1.5%、6.2%、10.7%和13.5%，而在任何一個年齡段，受教育程度為小學以下的公眾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比例為零，顯示出正規科學教育是提高普通公眾科學素養最基本的渠道和最主要的手段。因而保障和完善普通國民的義務教育制度、改革加強學校的科學教育、逐步延長國民接受正規教育的時間對于提高整個民族的科學素質水平顯然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同時，在當前學校的科學教育領域，如何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如何從分門別類的分科教學到全面整體的科學教育(即從學科到科學，既要學習了解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的科學，也要學習認識探索過程中的科學以及社會實際運行中的科學，從而全面理解現代科學事業)進行改革轉變也需要社會多方面的關注和探討，這其中也常常需要科學家的積極參與和幫助。上世紀80年代，美國旨在推動其科學、數學和技術教育改革的2061計劃即是一個科學界與教育界合作的范例。這個由美國科學促進協會（AAAS）直接倡導并組織的科學教育改革行動計劃僅在第一階段撰寫總報告普及科學——美國2061計劃時就動員了300多位知名的科學家和教育家共同參與。無庸置疑，在傳統科學普及活動中，科學家們常常是身兼科學知識生產和科學知識傳播的雙重責任，從伽利略、法拉弟到霍金、薩根，時至今日這樣的例子仍然比比皆是。但隨著大眾傳播手段的發展進步，尤其是電視、互聯網的發展興起，以及社會公眾對科技發展知情權和參與權的普遍愿望，大眾媒體的身影已經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當今科普活動的前臺。今天我們已不難看出科學知識生產者和科學知識傳播者二者存在著一種職業上不斷分化的趨勢，以科技記者、編輯、主持人、科普創作人員、科技展教人員等為主的“科學知識傳播者”正逐漸成為一支職業化、專業化的隊伍，在當代科學普及工作中扮演著越來越直接而重要的角色。這一方面體現在大眾傳媒已成為社會公眾獲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渠道（2003年我國公眾通過電視獲得科技信息的比例為93.1%），另一方面也體現在今日科學家從事科普工作也越來越離不開大眾傳媒。大眾傳媒是今天溝通科學家和普通公眾的一座橋梁，要想在傳播媒介中準確、適宜地反映科學，科學家與傳播媒介保持和諧良好的合作關系就成為至關重要的前提。上世紀80年代，美國在三哩島事件后率先成立了科學家大眾信息服務社，其主要職能就是“勾通科學家與傳播媒介間的相互關系”。該社新聞資料部已累計為數萬名科學家建立了檔案庫，以便大眾傳媒在涉及科技知識背景和制作科普節目時，能夠迅速方便地得到科學界的有效幫助。隨后，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也陸續建立了類似的組織，以加強科學界與大眾傳媒界的交流與合作。在美國，一些培訓機構專門負責每年安排一些科學家到媒體部門工作數月，同時也安排科技記者到科學家的試驗室工作數月，一起查資料、做試驗、寫研究報告、開評審會等等，參與整個科學研究工作的過程。無疑，這種科學界與大眾媒體相互之間的學習交流對雙方都是必要而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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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概略的分析討論可以看出，在科學知識的擴散與傳播活動中，科學家是科學知識的最初供給者；提高全體國民科學素質水平的主陣地在于學校的正規科學教育；面向社會公眾的科學普及的主渠道在于大眾傳媒；而科學教育的改革實踐、科學普及的深入開展都離不開廣大科學家的積極參與。因而今天，協調好科學界、教育界、大眾傳媒界相互之間的關系、建立相應的交流合作機制以及明確各自的角色定位對于科學知識在當代社會的擴散與傳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從另一方面講，在當前的國家科普工作規劃中，如果只談科學家的責任和作用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同樣，在提高全體國民科學素質的目標下，只談科學普及也是遠遠不夠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面向社會公眾的科學普及工作主要是由以科技人員為主的中國科協系統來做的（我國的“科普” 一詞大致就來源于今日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前身之一——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后者簡稱“科普協會”或“科普”）。科學界為提高我國國民的科技知識文化水平、科技生產能力、并以此服務于國家現代化建設無疑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然而在我國，長期以來由于科學界與教育界、大眾傳媒界歷來屬于不同的社會建制系統，在科學知識的擴散與傳播活動中三者常常因缺乏適宜的機制和目標而影響相互之間進行必要的交流與聯系，往往自成一統，各自為戰，即使交流合作也時常感到協作困難。

　　因此，在當前我國科普工作的發展規劃中，在提高全體國民科學素質、促進公眾理解科學的共同的國家目標下，十分有必要對我國的科學界、教育界、傳媒界進行某種程度的整合與協調，建立有效的溝通合作機制，使三者在我國的科學知識傳播擴散活動中（也可以理解為“大科普”）形成良性的互動和互補，進而也真正地使科學知識的傳播擴散與科學知識的創新發現成為“鳥之雙翼，車之兩輪”，共同推動當代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1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課題組編. 2003年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報告[R]. 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2004年.

　　2 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 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3翟杰全. 讓科技跨越時空——科技傳播與科技傳播學. 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2年.

　　4 中國科普研究所. 2003中國科普報告[R]. 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2003年。

　　5 候強，劉兵. 科學傳播的媒體轉向[J]. 科學對社會的影響，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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