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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美學的論文
文藝美學是研究文學藝術這種社會現象的特殊的審美性質和特殊的審美規律的科學。下面，小編為大家分享 文藝美學的論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孔子和孟子，是生活在兩個不同時代的思想大家。但是，無論是孟子本人或后世的名人學者，都認為孟子的許多思想是對孔子的繼承和發展，譬如韓愈就認為存在著一個從堯舜到孔孟的道統，朱熹對此大致認同。
[1]198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即孔孟思想的共同點在何處、差異點在何處、是何種原因導致了這一系列的共同和差異。對此一系列的問題，前賢圣哲都做了一系列的探索，成果蔚然。但是毋庸諱言，許多學者還是停留在對孔孟思想本身的闡述上，對其中的差異和差異的原因還探索甚少。[2]
本文打算通過對孔孟兩者在文藝領域的思想的異同及其原因做一些探索。
一、孔子的文藝思想
要了解孔孟文藝思想的異同就必須了解他們各自關于文藝的論述。其中，孔子對于文藝觀點的表述主要見于《論語》一書，其主要的有 11 條。新出土的《孔子詩論》也有許多論述，但本文主要針對的是《論語》，因為《論語》流行千年，影響甚大。《論語》的 11 條如下：
1. 子貢曰：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 ”子曰： “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告諸往而知來者。”( 《學而》)
2. 子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為政》)
3. 子曰： “人而不仁，如禮何? 人而不仁，如樂何? ”( 《八佾》)
4.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八佾》)
5. 子夏問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子曰： “繪事后素。”曰： “禮后乎?”子曰： “起予者商也! 始可與言詩已矣。”( 《八佾》)
6. 子曰：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 《雍也》)
7.“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泰伯》)
8. 子曰：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于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 ”( 《子路》)
9. 陳亢問于伯魚曰： “子亦有異聞乎? ”對曰： “……曰： 學詩乎? 對曰： 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子路》)
10. 子曰： “辭達而已矣。”( 《衛靈公》)
11. 子曰： “小子! 何莫學夫詩?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陽貨》)
在這 11 條中，從文藝與外在的關系上講，大概包含著以下幾個關系： 文藝與禮、文藝與修身、文藝與為政。從文藝的本身來講，又涉及到以下幾個方面： 文藝的思想內容、文藝的表達、文藝的審美和文藝的功能。
具體來說，第 3、5、7 條闡明了“仁”“樂”“禮”之間的關系，其中“仁”是核心，人必須是“仁”才能談“禮”和“樂”,而在“禮”“樂”的關系上又先“詩”而后“禮”再“樂”,這體現了孔子以人的道德為本的人生哲學觀點。第 1、9、11 條則闡明了“詩”與修身的關系，孔子認為詩使人貧富得體，知識豐富，明白是非進退。這是因為“詩”中蘊含著許多正確的人生道理和人生經驗，可以使學習者借鑒。第 8、11 條則具體闡述了“詩”與為政的關系，其中“詩”里的內容可以為行政、外交和事君提供借鑒。這些都是說明“詩”的外在關系，總體上涉及到了社會、政治、倫理等各個方面。那么為什么在孔子眼里“詩”的作用如此之大呢?
原來，在夏商時代和西周初期，主要的意識形態是以原始宗教為主。人們不僅狂熱地相信著牛鬼蛇神，而且統治者也利用宗教文化對人民進行思想統治。夏商文化以巫文化最具代表性，這主要體現在流傳下來的《周易》一書里。《周易》一書，便是原始宗教和人不斷發展的理性相結合的產物，里面既有許多宗教性話語和標識，也有很多眾人智慧的結晶。因此夏商沒有多少詩樂流傳下來，反而是宗教性著作《周易》流傳了下來。發展到周初，隨著分封制的推行，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自周公制禮作樂到孔子的克己復禮，舊的巫術宗教文化逐漸被取代，禮樂文化成了主流。也就是說，自西周開始中國進入了以禮樂為標志的理性文明階段。”[3]
過去的神秘的巫文化已越來越不能擔當起統治的合法手段，而從巫文化分化出來的詩樂又深受歡迎，當然是接替宗教活動的理想手段。當時非常盛行“賦詩言志”和“觀詩”的風氣則說明社會主流文化形式和實質上的新變。孔子生活在春秋時期，周朝文化逐漸解體但是還非常流行。孔子本人志在復古，對周朝文化非常認同。“子曰： 齊一變，至于魯; 魯一變，至于道。”( 《論語·雍也》) 魯由周分封，在春秋時期對周朝文化保留豐富。這句話的意思是周道失落而發展成魯國的樣子，魯國文化衰落便變成了齊國的樣子。實質是，孔子所追求的“道”即是周文化，他本人就曾大量閱讀過周朝的各種文獻典籍，而周恰恰是借助禮樂手段統治人民思想的朝代。所以孔子對詩的各種外在功能的關注便是自然的事。也可以說孔子是繼承了周代文化中先進的理性部分。
至于孔子對文藝的內在認識，在第 2、4 條里，孔子認為“詩”的思想要做到“無邪”和“盡善”,即思想要符合社會倫理道德的要求和標準。在第 6、10 條，孔子認為文藝的表達要做到思想和文辭的相得益彰，反對那種辭采過于華美和辭采過于質樸的文章。這也體現了孔子提倡中和之美的審美觀。第 4 條也說，不僅要盡美，還要盡善，即文章的形式美需要有內容美來配合。在文藝的具體功能上，除開上文論述中的外在關系中的為政、修身、外交等功能，還有“興”“觀”“群”“怨”一說，即情感的興起、呈現、交流和發泄的功能，這也體現了孔子功利性和情感性兼備的特點，還有學者因此甚至認為孔子主張“緣情說”.[4]
通過觀察我們會發現，孔子對文藝的內在認識是受其外在認識影響的。“詩”本來只是一種文藝的形式，但孔子在其思想、表達效果、審美標準和功能方面都做了一系列要求。其要求的思想純正、文質相得益彰、中和之美和各種功利性和情感性的功能等等都體現了春秋時期特別是周代的文化特點。周代文化的核心便是“德”“仁”等觀念，是講人文理性的文化，是對夏商等狂熱的巫文化的反撥和進化，它反對偏激提倡中庸，它更加關注歷史、社會和人生，這些觀念都在《尚書》里有所體現。孔子曾經聲稱自己是“述而不作”,并說： “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從周。”( 《八佾》) 所以說，孔子對文藝的內在方面的認識，從根本上受制于他的時代和他的人生歷程。
二、孟子的文藝思想
與孔子不同的是，孟子是生于戰國時代，孟子體現著新的時代精神，新的時代精神也召喚著孟子。關于孟子的文藝思想，主要見于《孟子》一書。如：
1、見于王曰： “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王變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 “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 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 “可得聞與?”曰：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 “不若與人。”曰： “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 “不若與眾。”……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性同樂，則王矣。( 《梁惠王下》)
2、“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 “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謙于心，則餒類。……”“何謂知言?”曰： “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遺辭知其所窮。”( 《公孫丑上》)
3、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孟子·萬章上》)
4、孟子謂萬章曰：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萬章下》)
5、公孫丑問曰： “高子曰： 《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 “何以言之? ”曰： “怨。”曰： “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于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臾之為詩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曰：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孟子·告子下》)
顧易生先生在《孟子的文藝思想》一文中認為： “孟子的文藝批評，植根于其性善說與仁政論。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與民同樂、世俗之樂猶先王之樂的音樂美學思想; 養氣與知言的道德、語言文辭修養道路; 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等詩文批評方法; 詩史一致以反映時代、批判政治的創作思想。”[5]
可謂概括精到。材料 1 講的就是“與民同樂”和“世俗之樂猶先王之樂”,孟子生于戰國時代，原來的周朝文化已基本解體，那些能享受音樂的階層已由原來的奴隸貴族變成了地方諸侯和世俗的地主和士階層，他們由于自己的生活經歷和自己的情趣追求，因此對審美發生了新的追求，原來莊重的宗廟之樂顯然不再適合他們的趣味。孟子看到了這一層，并明白音樂的產生是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故說：“世俗之樂猶先王之樂也。”但是他又從維護統治的立場出發，要求統治者施行仁政，以萬民同樂為追求。
實際上是承認了貴族的享樂欲望，同時注意到普通大眾也有這種欲望。材料 2,談知言養氣，孟子自稱是一個衛道者，并豪言“舍我其誰?”他已經知道了道德與言語的關系，實際上養氣即是不斷加強自己的道德修養，讓自己的精神不斷接近于社會上的倫理標準，這種接近功夫越足，則人的精神底氣越足，越認為自己說的話就代表真理和大眾的利益，進而就可能根據自己的標準對各種語言進行辨別，所以便有了“知言”“養氣”一說。材料 3,談的就是“以意逆志”,即根據全文的整篇意圖判斷語句的意思，而不是斷章取義。文章在經過各個字句組合之后，字句便具有了篇章情景的意義，就不能抽出來單獨理解。材料 4 和5,談的就是“知人論世”,作者和文章以及讀者以及各自產生的年代，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作者的人生歷程不同，人生歷程的不同階段以及所處的時代境地不同，文章的意義就不同。理解文章，就需要掌握文章產生的背景，這樣才能準確把握文章的精髓所在。至于顧先生所說的最后一點，《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在這里，無論《詩》或《春秋》都是時代的產物，它們只不過是在時代的進程中承擔起了相似的功能。就像前面提到的《易》《尚書》一樣，都是當時人記載自己足跡和情感歷程的載體，但也反映了文體的變遷。或許正是這樣的變遷，文獻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越來越明顯，人們創作了越來越多的文章，對文獻解讀的能力要求才會越來越高。所以通過觀察我們不難發現，孟子的“知言”“知人論世”“以意逆志”都是側重對文獻的批評和解讀，這和孔子的“行有余力，則學文”( 《論語·學而》) 的觀點不盡相同。但是，在孟子一書中，不可忽視的一個事實是，孟子十分強調人的內心。
6、“是心足以王”(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7、“《詩》云：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同上)
8、“權，然后知輕重; 度，然后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 同上)
9、“曰： 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同上)
10、夫志，氣之帥也; 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曰：志壹則氣動，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公孫丑章句上》)
11、孟子曰：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體也。”( 《公孫丑章句上》)
12、孟子曰：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離婁章句上》)
13、孟子曰： “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離婁章句上》)
14、孟子曰： “仁，人心也; 義，人路也。”( 《告子章句上》)
顧先生講孟子的文藝思想是“根植于性善與仁政”( 見上文) ,但在以上材料中不難看出，在孟子的眼里，“心”才是統籌萬物的靈魂。人的一切活動都受制于人心，性善也就是心善，仁政就是行人心之政。
材料 6、7,講“心”可以為國治民，統治者只要將心比心，將惻隱之心推廣，就可以行王政，天下歸心。材料8,講心統籌著人對外界的認知。只要用心，就可以權衡萬物，辨明萬物。材料 9,講心和財物的關系，講明“恒產”可以使民有“恒心”,這進一步回應材料 6 的王政之心。材料 10,則講人的修身，即心、志、氣的關系，即修心的步驟、經過、方法和可能。結合上文論述的“養氣”說不難看出，修心就是要加強人的道德修養，而道德是代表大眾的'認同，是社會的倫理和規范，人的精神境界如果不斷接近社會大眾的倫理，自己的底氣就會越來越足，底氣越足志向就會越來越堅定，志向越來越堅定，心就會越來越安寧。這樣由外而內，把修身的外在行為內化為人的精神氣質。在修身過程中，隨著自身精神境界的提升，對其他的言辭的辨別能力就會越來越強，對其他言辭的辨別能力越強也會反過來堅定自己的志向。所以說，修心，定志，養氣，知言，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系統。那么為什么又可以知人論世呢? 這也是一個“心”的問題，材料11 就講各種心對應各種性，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體也。”和各種心相反，人的性格就會和各種心對應的“四端”相反，而人的性格，無非是這幾種。
各種人，只要拿各種性格一度，自然就會顯示出來。但是“知人論世”雖然是建立在修心和“知言”“養氣”之上，但人的性格是從社會實踐中形成的，孟子顯然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孟子非常重視社會實踐，“知人論世”就是其重視實踐的外現。材料 12、13、14 就講了自己理想中的修心要達到的狀態，即有“赤子之心”“仁”心和有“存”之心，即要達到純潔無暇、有所執著的仁物愛人之心。統治者只要將此心由己及物地推廣，就可以行“王政”,即材料 6 所說的“是心足以王”.所以說，孟子的文藝思想并非是“根植于性善和仁政”,而是根植于“心”,再到性善，再行王政。這一點，也符合當時的社會實際。
戰國是封建社會生長奴隸社會消亡的歷史時期。按孟子本人的說法是： “春秋無義戰”.其實何嘗是春秋，戰國也是戰亂頻繁。在孟子一文中，我們不難看出，孟子要求推行王政是以拯救天下蒼生為己任的。當時是非各執，舊的倫理已崩潰殆盡，新的倫理尚未建立。天下百姓飽受戰亂之苦，孟子此時認為只要推行“仁政”,百姓很容易就會歸順。那么孟子認為“仁政”是不能實行還是不想實行呢? “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 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 我不能，是不為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 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梁惠王章句上》) 可見，在孟子看來，不行王政并非不能，而是不為。不能是受制于客觀條件，不為完全是人心作怪。那么正人心風俗，自然成為孟子的當務之急。孟子開出救除時弊的藥方便是“修心”,通過修心認識到人性本善，人人可成堯舜。通過修心來堅定自己的志向和追求，以期實行王政。通過修心而提升自身的精神和道德境界，以求站在民眾和維護統治的立場上推己及物，仁人愛物，以期風俗澄清。所以，究其全書，修心即全書主核，“知言”“養氣”“仁政”是方法，“王政”是目的。他的文藝觀也是統攝于這一體系之中。
三、孔孟文藝思想的異同及其原因
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孟子序說》一文中引用程頤三段話說： “程子又曰： 孟子有功于圣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 “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圣所未發。”
[1]199由此可以看出，孔孟同屬一思想系統無疑。所謂的系統，就必然在內涵上存在著巨大的包容性。在前后的繼承者關系上，它并非只是簡單的重復，而是存在著某些可以界定其可以歸為同一系統的屬性，但也存在著由于各種原因所導致的差異和發展性。孟子的許多人生哲學的觀點主要繼承孔子，包括在宇宙社會方面，如他的仁政、禮義、修身等思想。但也有像上文所說的發“前圣所未發”.他們一個是生活在春秋時代，一個是生活在戰國之時;一個是在奴隸制的尾端，一個是在封建制的開端。由于時代的激變、個人人生歷程的不同以及各自性格之間的差異，他們對于宇宙、社會人生和文藝的看法就必然存在著各種差異性。因此，他們之間的關系比我們想象中的要復雜得多。就文藝思想方面來說，他們在功能、著眼點和審美理想上就存在著極大的差異，這些差異便是他們各自的特色和令人尊重的所在。本文不打算對其進行全面比較，僅就文藝思想方面來說，以期窺見一偶。
其文藝思想的相同面大致有以下幾點： 一是孔孟的文藝思想在源頭上有其一致性。孔子的文藝思想依上文論述，是對周代禮樂文化中先進部分的繼承而又有所發展，它和周代提倡的倫理道德有共同之處。
而孟子的“知言”“養氣”論按上文的論述，也直通社會的倫理道德層面，而孟子提倡的社會倫理又是從孔子處繼承而來，彼此都遵從堯舜周代，因此它們在思想的源頭上有其一致性。二是孔孟的文藝思想都和社會倫理、社會政治以及個人修養聯系密切。這一點只要對比上文中孔孟文藝思想論述部分就不難看出。三是孔孟文藝思想都注重個人的努力。無論是孔子的“文質彬彬”,還是孟子的“知言”“養氣”,它們都是在漫長的學習和修理中獲取的。孔子在《論語》開篇中就說：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即是注重“學”和“習”.而孟子的“養氣”之說和“修心”之學，顯然更注重“養”和修煉。所謂“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俄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后喻。”( 《告子下》) 這三個方面大致是其相同的主要方面。
至于他們的不同方面也有許多，但最主要的： 一是孔子的文藝思想包含抒情、修身、為政等手段。在孔子眼里，“興”“觀”“群”“怨”,還是有抒情成分的。但是在孟子眼里，文藝則完全是修心和為政的手段。即所謂的“知言”“養氣”“知人論世”,這些完全是出于功利目的。除此之外，孔子的文藝思想對于修身等功能是外在的，即是通過文藝來修身的。但是孟子的文藝，是從心出發的，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體也。”( 《公孫丑章句上》) 有心才有文藝，在修心的過程中與文藝相互發生。這也是孔孟文藝思想的重要不同之處。
二是孔孟文藝思想在其著眼點上有非常大的不同。孔子的文藝思想大都著眼于文藝的思想是否純正，文藝是否具有中和之美，和對文藝的各種功能的闡發。像上文闡述的“思無邪”“文質彬彬”“興”“觀”“群”“怨”.但是，孟子多是從創作的主體和文藝的批評鑒賞的角度去論述。像上文已經論及的“知言”“養氣”“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等觀點。三是他們所要求達到的審美理想不同。孔子認為“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推崇的是具有中和之美的文藝，而孟子則主張通過“知言”“養氣”達到文藝抒發的浩蕩狀態。可以說，孔子對文藝的關注和推崇比孟子的更具有文藝的特質。
他們之間的差別，究其原因無非有以下幾個因素。首先，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孔子處于春秋時期，是奴隸制的瓦解時期。他志在復古，繼承先王遺志，維護周朝秩序。所以他對文藝的出發點是利用當時流行的文藝形式，宣揚周代的禮樂文化，所以孔子更注重文藝的思想和功能。但是孟子不同，他處于戰國時期，雖然奴隸制文化還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是畢竟新的生產關系已經開始形成，社會也比以往更為混亂，人心在社會倫理和制度的重建中顯得更無標準。加上他認為，“王政”的不行并非由于不能，而是不為。所以，他更注重人的內心。而人心的修煉，又要有道德作為標準，要將道德內化為人的心性，這自然要求“知言”和“養氣”.所以，他們的文藝觀點不同是有深刻的社會原因的。其次，他們的人生經歷和性格不同。孔子雖然是生活在春秋時期，但無意與別人的觀點爭辯，當時也尚未有百家爭鳴的局面，而他的性格是溫潤如玉，不會過激，所謂的恭而寬，敏而好學，即“人不知而不慍”,所以孔子追求的是中和之美。
但是孟子不同，孟子生活在百家爭鳴的戰國，當時各家思想蜂起，孟子以天下為己任，即“舍我其誰”.所以其追求的必然是充滿情感和道德力量的充沛之美。朱熹在《孟子序說》中引用程頤之言說： “又曰： 孟子有些英氣。……或曰： 英氣見于甚處?曰： 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
[1]199可見，由于他們各自的人生歷程和性格的差異，所以也導致了他們文藝思想的差異。最后，他們文藝思想的不同也受文藝本身的不同發展階段所展現的風格的差異和他們所生活在主流文化的影響。周代文學，像《詩經》《左傳》《春秋》等典籍，受周朝禮樂文化的影響，大都體現出一種含蓄和諧、典雅等風格特點。孔子所接觸的大都是這類文獻，加上孔子對周代文化的推崇，所以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孔子的性格和文藝思想都顯得那么的溫和。但是，孟子生活在戰國時期，周代文化已喪失了權威性，社會上各個派別為了實現各自的理想，你來我往，針鋒相對。孟子所接觸的文獻既復雜，形勢也更為逼人，所以孟子從自身的時代出發，要求正確辨別各個文獻，即“知言”“知人論世”; 要求排斥異己，尊崇孔子，所以要“養氣”; 要求別人正確理解自己的觀點，所以要求“以意逆志”.因此，孟子的文藝思想雖然是在繼承孔子的基礎上，但是顯示了新時期的新特點，即封建文化專制獨尊性。
總之，孔孟文藝思想雖然同屬儒家，但是也是兩個不同時代的代表，不能簡單地等同和混同。只有理清他們的思想來源和發展歷程，通過對比顯示他們的相同與不同之處以及它們各自的根源，才能正確理解儒家文藝思想的由來和演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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