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敦西部的荷蘭公園區圣詹姆士花園街31號，有一幢黑色的三層小樓，這里被英國文化部正式列為倫敦“名人故居”。這幢掛牌的“藍牌屋”，便是中國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英國居住過的地方，它吸引著各國人士的目光。

　　在英國得到“藍牌屋”的30多個外國名人中，老舍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中國人，他曾經在英國生活五年，他的創作生涯由此出發，在這里，他先后寫出了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以及《二馬》的前半部，從此踏上了幾十年筆耕不輟，用獨有的深度與幽默、紛繁與精彩影響后世的創作之路。

　　出身貧苦　母親是真正的老師

　　在老舍一歲半的時候，八國聯軍野蠻地攻入北京城。作為一位保護皇城的士兵，老舍的父親頑強地堅守陣地，最后戰死沙場，在那個年代里，父親的早逝注定了這個家庭的清貧與寒苦。

　　老舍幼年營養不良，身體瘦弱，3歲時還不會說話。等他漸漸長大了，母親想讓他上學，但是交不起學費。直到9歲，老舍還是一個不識字的窮孩子。后來，在一位親戚的資助下，老舍才讀上了私塾。

　　“從私塾到小學，再到中學，我經歷過起碼有20位教師吧，其中有給我很大影響的，也有毫無影響的，但是真正的老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母親并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在老舍的記憶里，母親的手終年都是鮮紅微腫的，白天她給人洗衣服，即使屠夫們送來漆黑如鐵的布襪，她也洗得潔白。晚上母親守著一盞油燈，縫補衣裳一直到深夜。母親勤勞整潔、樸實寬厚、熱情好客，這些印象深深地刻入了少年老舍的腦海中。這些美好的品質在日后老舍的身上都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由于生活困苦，老舍經常要餓著肚子去上學。但他最愛讀書，加上聰穎好學，能背大量的古文詩詞，作文和演講更是常常受到老師的表揚。當時學校實行復讀班制，高年級和低年級學生在同一個教室里上課，老舍常常被指定做低年級同學的代課“小老師”。

　　小學畢業的這一年，老舍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一所重點中學，可是因交不起學費，第二學期他瞞著母親，偷偷地報考了北京師范學校。這所學校最打動老舍的，便是學費、伙食、書籍還有制服一律都由學校供給。

　　筆耕不輟　在文章中探索救國道路

　　“或許我沒有特別的才能，但是我非常勤勞。”老舍曾這樣評價自己。事實也是如此。他在有限的生命中，筆耕不輟，在不懈的奮斗中，寫出了一部部贏得國際聲譽的作品。

　　26歲時，老舍來到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擔任教師。東方學院的圖書館頗具規模，老舍在倫敦的5年，大部分時間是在這里度過的。平時，他除了上課就在這里讀書、備課、休息，圖書館豐富的藏書和幽雅的環境，為他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后來，在回憶英國的生活時，老舍說：“我希望有機會再到英倫去，再在這圖書館里寫上兩本小說。”正是從這里，老舍邁出了寫作的第一步，他使用廉價的練習簿，用了大約一年時間，完成了處女作《老張的哲學》。1926年7月，《老張的哲學》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這給他很大鼓舞，也激發出了他的文學潛能。隨后，他在英國又完成了《趙子曰》、《二馬》兩部長篇小說。

　　1930年，老舍踏上了歸國的輪船。創作熱情高漲的他，在船上便開始了創作。他在小說中描寫一對在倫敦的中國男女，窮男人救了富家女，然后倆人戀愛，男的墜入情海，女的只拿愛情作為一種應酬與報恩，結果把那個男的毀了。小說寫到4萬字，因路費不夠，老舍不得不在新加坡下了船。盛夏的新加坡如同烤爐，老舍就像拿著介紹信一樣拿著刊有他作品的《小說月報》，到處去求職。最后，他謀得了華僑中學國文教員一職。在新加坡的這段時間，老舍目睹了許多漂洋過海的華人，為建設自己的家園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老舍意識到，相比之下，自己之前小說里的兒女情長，立意顯得太“小”了。他要寫幾百年來光腳到南洋的這些真正好漢，他希望通過他的小說，把他看到的精神傳播弘揚出去。

　　就這樣，老舍邊工作，邊攢錢。他終于籌足了盤纏，輾轉回到國內，到山東齊魯大學謀了教職。回國后的老舍，離人世間的悲慘更近了，他文章中的愛國之情也越發地明顯。他在小說《大明湖》中，描寫了一對母女的悲慘遭遇，寫出了家國的命運。老舍將書稿寄給上海商務印書社。就在即將發表時，“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日本人炸毀了商務印書社，包括老舍的這部小說，連一個字都沒有留下。3年后，老舍重寫《大明湖》，但最終只寫了幾個片段，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月牙兒》和《黑白李》。

　　從1931年東北三省淪陷到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面對國仇家恨，老舍提筆完成寓言體小說《貓城記》，希望當時的國人通過貓國的悲劇驚醒，振奮起來。就這樣，老舍的作品在不斷探索中走向成熟。

　　《駱駝祥子》的成功是老舍藝術創作上的高峰，老舍用了半年的時間入迷似地搜集材料。他意識到：“車夫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與生命上的根據，我必須找到這個根源，才能寫出這個勞苦社會。”就這樣，一部描寫洋車夫的小說便在老舍的頭腦中醞釀成熟了。強烈的寫作欲望使得老舍終日在書桌上奮筆疾書，《駱駝祥子》打響了老舍“職業作家的第一炮”。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老舍成為抗戰文藝最積極的實踐者。民族危在旦夕，但中國的一些城市還處在“賭無禁，煙公賣”的奢華淫靡中，全國文藝工作者云集武漢，老舍在此遇見了郭沫若、茅盾、郁達夫等諸位先生，他們不約而同地想阻止民族的繼續墮落，決定在武漢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老舍被推舉為常務理事(實際負責人)，任職達8年之久。他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中堅力量。在他的影響下，愛國文人們一致對外，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文人團結的最好時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老舍付出了難以想象的時間和精力，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他置身于抗戰的洪流中，操勞著工作事務。且不說敵人的空襲騷擾，環境的喧鬧嘈雜，打亂了老舍的生活規律，紊亂了他的作息時間，也或多或少地影響了他的寫作。老舍沒有怨言，他了解戰爭的殘酷，更體會到了戰爭帶給人們的痛苦。

　　1940年冬，老舍因趕寫劇本患上了頭暈癥，加上長期過度勞累和營養不良，他又得了貧血。由于抗戰到處流浪的生活加上飲食不當，病魔一直如影隨行地跟隨著他。每當疼痛和疾病襲來，老舍也知道自己應當休息，或者吃一些補血的食品。但物價上漲，而稿費無增，文人的生活變得非常困難。老舍沒有因為疾病和貧困停止寫作，只要能掙扎著起來，他就會拿起手中的筆開始寫作，直到頭暈得厲害時，他才把筆放下。

　　這一年的春天，西南聯大常委兼秘書長、中文系教授楊振聲致函老舍，邀請他到西南聯大教國文，被老舍一口回絕了。他不想因為教書而耽誤了“文協”的工作，不愿因圖輕松辜負大家的期望，更不想因此耽誤了自己的寫作，為一點固定的收入擱下手中的筆。對老舍來說，筆是他的武器，他的資本，也是他的生命。他始終把寫作放在第一位，他的寫作是誠摯的、非功利的，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刻，他也放不下手中的筆。

　　高漲的愛國熱情，推動著他的文藝觀不斷革新，《四世同堂》就這樣誕生了。抗戰，使老舍的寫作范圍突破了以往的市民生活，他將眼光專注到抗戰背后的社會現象了：國民黨消極抗戰，官員借機發國難財。老舍將這些現象用諷刺劇的形式刻畫出來。

　　1949年，老舍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故鄉--北京。他對北京懷有深厚的感情。走過舊時代的他，把北京看做一塊寶地，真誠地投入了新生活，重新點燃起創作的激情。老舍的兒子舒乙在接受采訪時說自己從父親那里繼承的最寶貴的品質便是勤勞，“我覺得，很偶然托生在他的身旁，潛移默化地受他的影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他用這樣的話來表達他和父親之間的感情。

　　事實也是如此。老舍潛移默化中影響的何嘗只是兒子、家人，無論是《老張的哲學》中的新派理想市民李景純的獨立、務實、求真、愛國，還是《四世同堂》中祁家老太爺式的老派、懦弱、拘謹、茍安，亦或是《駱駝祥子》中祥子類的底層市民的絕望、低賤、死命賺錢，老舍用自己的作品寫各類小人物，捧出了一顆真誠平實的心，剖析著一個曾經千瘡百孔的民族的性格和靈魂，以警醒后人。他沿著平民文藝的道路走向了輝煌的藝術殿堂，最終成為文學界的一面旗幟，成為了真正的人民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