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衡·卷四·變虛篇的原文及翻譯

　　在年少學習的日子里，大家對文言文一定不陌生吧？文言文是指用文章語言，而不是日常語言寫的文章。為了幫助更多人學習文言文，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論衡·卷四·變虛篇的原文及翻譯，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原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也?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耳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為善，天佑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為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佑矣。此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為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為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言，亦無損也。

　　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無益也，只取誣焉。天道不暗，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後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兇，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宋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為子韋，晏子為宋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熒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壽，何天佑善偏駁之齊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為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惑之守心，桑谷不生朝。高宗消桑谷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卻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夫三惡言不能使熒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天佑善之意，應誠為福之實也。

　　子韋之言：“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無異。諸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也。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于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為吉兇，誤矣。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五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況天與人異體、音與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為，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耳高不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云煙，安能聽人辭?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淡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圣人，下不過惡人。世間圣人，莫不堯、舜，惡人，莫不桀、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移熒惑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為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是者，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有方伯也。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問罪於臣，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設國君計其言，令其臣歸罪於國人，方伯聞之，肯聽其言，釋國君之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之罪，非國人之辜也。方伯不聽自國人之罪，熒惑安肯移禍於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也。曰：景公聽乎言、庸何能動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其言，釋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肯徙去三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星徙之實，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矣。

　　宋、衛、陳、鄭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子產有以除之，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也。使子產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鴻水時，臣必有梓慎、子韋之知矣。然而不卻除者，堯與子產同心也。案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審如此言，禍不可除，星不可卻也。若夫寒溫失和，風雨不時，政事之家，謂之失誤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若熒惑守心，若必死，猶亡禍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卻之?善政賢行，尚不能卻，出虛華之三言，謂星卻而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熒惑之禍，非寒暑風雨之類，身死命終之祥也。國且亡，身且死，祆氣見於天，容色見於面。面有容色，雖善操行不能滅，死征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人或謂之曰：“此必死之征也。雖然，可移於五鄰，若移於奴役。”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為善言之故滅，而當死之命，肯為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熒惑安可卻?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熒惑守心，未知所為，故景公不死也。

　　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歷於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知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守心，為善言卻，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為善言卻，為惡言進，無善無惡，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熒惑守心為旱災，不為君薨。子韋不知，以為死禍。信俗至誠之感，熒惑去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自以著己之知，明君臣推讓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齊太卜無以異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己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奸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一言，遂為其是。案《子韋書錄序秦》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當自去，子韋以為驗，實動離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文言文翻譯:

　　傳書上說：“宋景公的時候，火星在心宿附近，宋景公感到害怕，召子韋來問他：“火星快要處在心宿的位置上，這是為什么?”子韋回答：“火星的出現，預示著上天的懲罰，心宿是宋國的分野，災禍正當在君主。但是，可以把它轉嫁給宰相。”景公說：“宰相是我任命治理國家的人，卻把死轉嫁給他，不吉祥。”子韋又說：“可以轉嫁給老百姓。”景公回答：“老百姓死光了，我將去做誰的國君呢?寧可我一個人死。”子韋再建議：“可以轉嫁到年成上去。”景公則回答：“老百姓饑餓，一定會死去。做君主的卻要殺他的百姓來求得自己活下去，那誰還肯把我當做君主呢?看來，這是我的壽命本來已經到頭，你不要再說了。”之后，子韋又返回來，朝著北面再向景公叩拜說：“臣冒昧地向君王恭賀。天雖處在很高的地方，但它能聽見地上的話，君王說了三句作為君主該說的話，上天必定要三次獎賞君王。今天晚上火星肯定要移動三個地方，這樣君王就會延長壽命二十一年。”景公問道：“你怎么知道呢?”子韋回答：“君王說了三句作為君主該說的話，所以要受到三次獎勵，火星肯定會移動三個地方。移動一個地方要經過七顆星，一顆星相當于一年，三七二十一，所以君王的壽命會延長二十一年。臣請求匍伏在宮殿的臺階下面觀察，火星如果不移動，臣請求處死。”這天晚上，火星果然移動了三個地方。像子韋說的那樣，景公確實得到延長壽命二十一年。火星果真移動，景公就延長了壽命，壽命確實延長，那么景公行善，這是上天保祐了他。這樣看來，世上能做到景公善行的人，就必然會得到景公那樣的上天保祐。這話不確實。為什么呢?因為按照上天會降怒的說法，假使火星本來是由于景公自身有惡行而迫近心宿，那即使聽了子韋的話，也沒有什么用處。如果火星不是為了景公的惡行而迫近心宿，那即使不聽子韋的話，也不會有什么害處。

　　齊景公的時候有彗星出現，景公要派人去祭祀和祈禱以解除災難。晏子說：“沒有用處，那只會受騙。天道不糊涂，不會更改它的命令和主張的，既然如此，為什么要去禳解它呢?況且天有彗星，是用來掃除污穢，君主沒有污穢德行，又何必去禳解它呢?如果德行有污穢，禳解又有什么用處呢?《詩經·大雅·大明》上說：‘這個周文王，小心翼翼地特意侍奉上帝，得到許多福祐;他的德行不奸邪，因而享有四方諸侯國。’君王你沒有奸邪的德行，將要擁有四方諸侯之國，為什么要擔憂彗星呢?《詩經》上說：‘我沒有什么借鑒的，只看到夏朝和商朝，它們由于政治昏亂的緣故，老百姓終于流亡。’如果君王的德行邪亂，百姓就要流亡，太祝和太史的禳解活動，是無法彌補的。”齊景公聽了很高興，于是就停止了對彗星禳解的祭祀和祈禱。

　　齊景公想禳解彗星的災難，就像子韋想轉嫁火星的災禍一樣。宋景公不肯聽信子韋的勸說，就像晏子不肯依從齊景公禳解彗星災難一樣。齊景公如像子韋，晏子如像宋景公。同樣的兇兆，同類的事情，表現在兩個人身上，上天好像贊賞宋景公，讓火星移動三個地方，延長他壽命二十一年，唯獨不稱贊晏子，讓彗星消除增添他的壽命，為什么上天保祐善人那么不公平、不純正，不用同一個標準呢?國君有好的德行好的言語，好德行生于好心，好言語出于好意，它們同樣的來源，同樣的氣，沒有什么兩樣。宋景公說了三句好聽的話，在他說三句好話之前，必定有好的德行。有好的德行，一定有好的政治。政治好，就會有吉祥的征兆出現，福祥的到來，火星就沒有理由迫近心宿。假使宋景公有錯誤的德行，導致成惡劣政治，惡劣政治發生，就會兇兆出現，火星就會迫近心宿，像桑樹和穀樹就會突然在朝廷里長出。商高宗消除桑樹和穀樹的災禍，是靠改善政治，而不是靠講好話;宋景公消除火星的災禍，也應該靠好的行動。宋景公有惡劣德行，所以火星侵犯心宿。他卻不改善政治修養德行，而是坐著說三句好話，怎么就能感動上天!上天怎么肯答應!用什么來證明呢?假使讓宋景公說三句壞話，能使火星吃心宿嗎?三句壞話不能使火星吃掉星宿，那么三句好話怎么能使火星退去轉移三個地方呢?以三句好話得到二十一年壽命，如果說一百句好話，那不是要得到千年的壽命?這不是上天保祐善人的意思，也不是用賜福來報答誠心人的實情。

　　子韋的話說：“天雖處在很高的地方，但它的耳朵離地面卻很近，君王說了三句作為君主該說的話，上天必定要三次獎賞君王。”其實天體跟地沒有什么不同。凡是有形體的，耳朵都生在頭上。身體與耳朵分開，從來沒有過。天離人有數萬里，假使讓耳朵長在天上，要聽數萬里之外說的話，是不可能聽見的。一個人坐在樓臺上，觀看地上的螻蛄和螞蟻，尚且看不見它們的身體，怎么能聽到它們的聲音。為什么呢?因為螻蛄和螞蟻的身體細小，不如人體大，聲音小、氣少，是不可能達到樓臺上的。如今天很高很高，并非樓臺可比，人體與天比，不同于螻蛄和螞蟻跟人比。說天能聽見人說話，于是隨著人的善惡而降吉兇，這不對。四方的民族到中原地區來，要通過翻譯才能互通語言。同樣的形體，承受相同的氣，說話卻互相不懂得，即使是五帝三王也不能離開翻譯而獨自懂得四方民族的語言，何況天與人不是同一種形體，聲音跟人不一樣!人不知道天要做什么，天又怎么能知道人要做什么呢?假使天是實體，耳朵離地面太遠就不能聽見人說話。假使天是氣，氣同云彩煙霧，怎么能聽得懂人的話!解釋災變的人說：“人在天與地之間，就像魚在水中一樣。人能夠用行為感動天地，就像魚動能震蕩水一樣。魚動水被震蕩，就能使氣受感應發生變化上達于天。”這不是事實。假使真是這樣，也不會上達于天。魚身長一尺，在水中動，震動旁邊的水不會超過數尺，大的不過與人一樣，所震蕩的遠近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仍然安然清徹平靜，因為離得太遠了。如果說人操行的善惡能使氣變動，那么其遠近應該跟魚震蕩水的遠近相等，氣受人操行善惡感應變化的范圍，也應該跟水一樣。人這七尺小的形體，形體中細微的氣，不過跟蒸熟一鼎食物所需的氣相同，卻要從下面的地向上感動上天，怎么能達到那么高呢?況且宋景公是個賢者。賢者的操行，比上達不到圣人，比下超不過惡人。談到世間上的圣人沒有不說堯、舜的，講到惡人沒有不罵桀、紂的。堯、舜的操行多善行，并沒有使火星移動地方而延長壽命的效驗;桀、紂的政治多惡行，也沒有火星降災的效驗，反而有宋景公逃脫災難不早死的應驗。宋景公說了三句好話，得延長壽命二十一年，那么堯、舜就應該得到延壽千歲，而桀、紂就應該夭折。如今則不然，他們各人隨順自己的年壽而終，堯、舜、桀、紂，都活到了近百歲。這樣看來，子韋的話終究是不可靠的，宋景公延長壽命的說法是假的。

　　而且子韋的話說：“火星的出現，是上天要它這樣的，心宿是宋國的分野，災禍正當在君主身上。”要是這樣，就是上天使火星降災禍給宋景公，怎么可以轉移給將相，或者年成及老百姓呢?上天有火星，就像當王的人有方伯一樣。諸侯有該死的罪過，王就派方伯去包圍、監視這個諸侯國家。國君向大臣問罪，大臣說明罪在君王，即使這樣，君王仍然可以把罪轉移在大臣和老百姓身上。假設國君考慮了子韋的話，命令他的大臣把災禍歸罪在百姓身上，方伯聽了，肯聽話，而免除國君罪過，轉移給老百姓嗎?方伯之所以不肯聽，因為本來是國君的罪過，并非是老百姓的罪過。方伯不肯聽從，本來是國君的罪過，火星又怎么肯轉移災禍給老百姓呢?像這樣，子韋的話就是假的。再說，宋景公不聽從子韋的勸說，怎么就能感動上天呢?如果諸侯不肯聽他臣子的話，把過錯歸在自己身上，方伯聽了他的話，能免除他的罪過，放他離開嗎?方伯不免除諸侯的罪過，火星又怎么肯移動三個地方呢!可見，聽不聽子韋的話，都沒有福善之類的事發生，火星移動的事情，不能相信。天上與人間是同樣的道理，喜好和厭惡沒有什么兩樣，人間的道理不是這樣，那么也就知道上天不會有免除宋景公罪過的效驗。

　　宋國、衛國、陳國、鄭國同時發生火災，這種氣數的變化上天早有預兆。梓懼知道了，告訴子產，想辦法把它禳除掉，子產不聽。認為天道該這樣，人力無法消除它。如果子產聽了梓慎的話，四國能不發生火災嗎?堯遭遇洪水的時候，大臣中肯定有像梓慎、子韋見識的。然而沒有禳除，是堯與子產有同樣的想法。

　　考察一下子韋說的：“火星是上天派來的，心宿是宋國的分野，災禍正當在君主身上。”果如此言，災禍不能消除，火星也不會退出。至于寒溫失調，風雨不合時令，解說政事的人說它是政治失誤造成的，可以用好的政治好的行為來消除并恢復正常。像火星迫近心宿，如果就預示必定死君主還要亡國家的話，那么災禍怎么能消除呢?改良政治改善行為，又怎么能消除它呢?好的政治、好的行為，尚且不能消除，講了華而不實的三句話，說火星就能退去，災禍就能解除，于是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這話不對。看子韋講火星的災禍，并不是寒暑風雨之類，而是君主身死王朝命終的征兆。王朝將亡，君主將死，兇兆在天上出現，將死的神色在臉上呈現。臉上有將死的神色，即使有好的操行也不會消除，因為死的征兆已經出現。在人身上的神色，不能用言論、操行來消除;在天上的兇兆，怎么能用善政來消除呢?人病重將死，氣色顯在臉上，人有的說：“這肯定是要死的征兆。雖然如此，但是可以轉嫁給五鄰，或轉嫁給奴仆。”該死的人即使嚴正他說不能夠嫁禍于人，那將死的神色肯因為好聽的話的緣故而消除，該死的命肯為之而延長嗎?妖氣不能消除，生命不能延長。那么火星怎么能夠退出，宋景公的壽命怎么能增長呢?由此說來，火星迫近心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宋景公才沒有死。

　　況且說火星移動三個地方的人，講的是什么呢?是火星三次移動三個地方呢?還是一次移動經歷三個地方呢?考察子韋說的：“君王說了三句作為君主該說的話，上天必定要三次獎賞君王，今天晚上火星肯定要移動三個地方。”像這樣火星終于移動了三個地方。宋景公竟坐著說了三句好話，火星就移動了三個地方，如果說了十句好話，那火星豈不是要移動十個地方嗎?火星迫近心宿，因為幾句好話就退去，要是宋景公重復說出三句壞話，火星會吃掉心宿嗎?因為好話而退去，因為壞話而進犯，無好話又無壞話，火星就會安定在位置上不行動嗎?或許火星迫近心宿是旱災的預兆，而不是君主要死的預兆。子韋不知道，就認為是君主將死的災禍，便相信了世俗至誠能感動上天的說法。火星離開停留的地方，一定是它恰巧本來該離開，而宋景公本來也不該死，世人則說子韋的話確實，宋景公的誠意感動了上天。也或許是子韋知道火星按運行的度數恰好本來要離開，自然以此來顯示自己的才智，宣揚它是君臣相互推讓造成的。他知道火星運行的規律每移動一次要經過七星，因此說火星移動三個地方，于是宋景公又得二十一歲，這是通過火星移動地方來算出延年的數目。這與齊國的太卜沒有什么不同。齊景公問太卜道：“你的道術能干什么?”太卜回答說：“能震動地。”晏子會見齊景公，景公說：“我問太卜：‘你的道術能干什么?’他回答：‘能震動地。’地會震動嗎?”晏子默然不回答，出去碰見太卜說：“以前我看見水星在房宿、心宿之間，地會震動嗎?”太卜說：“對。”晏子外出，太卜跑去見齊景公說：“臣子不是能震動地，而是地原來將要自己震動。”看來子韋說火星移動地方，就像太卜說會使地震動一樣。地本來將要自己震動，太卜則說自己能使它震動;火星本來將要自己移動，子韋則說宋景公能使它移動。假使晏子不說水星在房宿與心宿間的事，那么齊太卜欺騙性的回答就不會被發覺。宋國沒有像晏子樣有才智的臣子，所以子韋一說，就認為他的話是正確的。考察《子韋書錄序奏》也說子韋講過：“君主說了三句好話，火星應該要移動。于是守候著，火星果真移動了地方。”但沒有說移動三個地方。或許火星該自動離開，子韋以此作試驗，而火星確實移動離開了原來的地方，世人便夸大說移動了三個地方。這既憑空夸大移動三個地方的數目，又虛構生出二十一年的壽命。

　　《論衡》介紹

　　《論衡》是東漢王充所著的作品，始作于永平二年(59年)，至永元二年 (90年)完成，先后歷時30余年。

　　《論衡》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建立了完整的無神論思想體系，同時還討論了宇宙運作、傳染病起源、農業蟲害起源等科學問題，并為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所看重。

　　獨特見解

　　《論衡》書從宇宙觀上反對這種見解，針鋒相對的提出：天地萬物（包括人在內）都是由“氣”構成，“氣”是一種統一的物質元素。“氣”有“陰氣”和“陽氣”，有“有形”和“無形”，人、物的生都是“元氣”的凝結，死滅則復歸元氣，這是個自然發生的過程。

　　由“氣”這個物質性的元素出發，《論衡》指出：“天乃玉石之類”的無知的東西，萬物的生長是“自然之化”。天地、萬物和人，都是由同一的充塞于宇宙中的氣形成，而且是在運動的過程中形成，所以，“外若有為，內實自然”。而人與天地、萬物不同的是“知饑知寒”，“見五谷可食之，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所以，人和五谷不是上天有意創造出來的，而是“氣”的“自然之化”。

　　《論衡》書首先從宇宙觀上否定了“天人感應”的“天”，還世界的物質性面貌。不過，《論衡》書中所描述的宇宙觀，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天地合氣，物偶自生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論衡·物勢》篇）。

　　有說法認為，“天人感應”的“天”既造出了人，那么第二點就要降下帝王來統治人，因此就要把君權神化。他們提出了一種“符瑞”說，即把一些想像的和自然的事物，如龍、麒麟、鳳凰、雨露、嘉禾、芝草等等，稱之謂帝王的“受命之符”。如：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一種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商的祖先是其母吞吃了燕子的蛋而生的，漢高帝劉邦是其母在野地里和龍交合而生，東漢光武帝劉秀是生而室內有光等等。

　　《論衡》書針對這種荒唐之言指出：“薏苡”、“燕卵”根本不能生人，龍與人也不是同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論衡·奇怪》篇）。所以，要同類的東西才能交合。人都是由父母生的，帝王亦不例外，所謂“圣人更稟氣于天”，乃是“虛妄之言”，不足相信。既然天、人、物三者不是同類，不能相合，那么與“符瑞”也就毫不相干了。

　　《論衡》書中關于物種交合和生產的說法雖然談不上是科學的知識，只是一種直觀的自然描述，但這種直觀的觀察都是很真切的。而且，這種見解需要極大的理論膽識，因為他把帝王赤裸裸地搬到了地上，這是“非圣無法”、“誹謗圣朝”之罪，是要遭殺身滅門之禍的。所以，王充及其《論衡》書的偉大之處也在這里。

　　漢儒的“天人感應”說在社會歷史觀上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統”觀。如果統治者取得了這個“道統”，即奉天受命，并有足夠的“德教”力量維護這個“道統”，社會就太平。如果統治者沒有足夠的“德教”力量維護這個“道統”，社會就變亂，新的統治者就取而代之，并把這個“道統”重新延續下去。這樣，“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社會觀和“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論獨特地結合到了一起。這種社會歷史觀的實質就在于“同姓不再王”，世界上沒有萬世一系的帝王，但統治階級的對萬民的統治卻是萬古不變的。

　　《論衡》書對這種社會歷史觀持批判的態度。它認為社會治亂的原因是寓于其本身之中，而不在于“人君”的“德”、“道”；相反地，“人君”的賢不肖是由社會歷史所決定的。“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論衡·治期》篇）。而自古而然的“一治一亂”同樣是自然的現象，不是取決于“上天”或人的意志。

　　《論衡》書是從自然主義的唯物論出發來論述社會歷史發展的。從其承認客觀物質的力量來說明社會歷史是個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發展過程，否定“天”和“人君”是歷史發展的力量，否定“德”和“道”及“天不變、道亦不變”這一點上來說是正確的。但其把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歸結到“時”和“數”上，認為是一種盲目的自然力量在起作用，否定了一定社會的階級、集團和個人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因之，《論衡》中的社會歷史論述是帶有唯物主義因素的自然宿命論的社會歷史觀。

　　《論衡》書不僅對漢儒思想進行了尖銳而猛烈的抨擊（但它并不完全否定儒學），而且它還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來各家各派的思想，對先秦諸子百家的“天道”、“禮和法”、“鬼神與薄葬”、“命”、“性善和性惡”等等，都進行了系統的評述。因此，后人稱《論衡》書是“博通眾流百家之言”的古代小百科全書。

　　盡管《論衡》書不可能擺脫當時時代的局限，用自然主義和直觀的觀察來描述世界，特別是在社會歷史觀上基本是唯心論的，但它產生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即封建國家處于統一和強大、儒學與讖緯神學相結合，成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的時期，它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質構成的，敢于不承認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權威挑戰，并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義體系，這在歷史上是起了劃時代的作用的。

　　它對今后的唯物主義者、無神論者，諸如魏晉時期的哲學家楊泉、南朝宋時的思想家何承天、南朝齊梁時的無神論者范縝、唐朝時期的劉禹錫和柳宗元、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王夫之等等，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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