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戰奇略·第四卷·后戰原文附譯文

　　在年少學習的日子里，我們總免不了跟文言文打交道，文言文作為一種定型化的書面語言，沿用了兩三千年，從先秦諸子到明清八股，都屬于文言文。相信很多人都在為看懂文言文發愁，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百戰奇略·第四卷·后戰原文附譯文，歡迎閱讀與收藏。

　　第四卷·后戰

　　作者：劉基

　　凡戰，若敵人行陣整而且銳，未可與戰，宜堅壁待之；候其陣久氣衰，起而擊之，無有不勝。法曰：「后于人以待其衰。」

　　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于東都，竇建德率眾來救。太宗守武牢以拒之。建德陣汜水東，彌亙數里，諸將皆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者，有輕我之心也。我按兵不動，待彼氣衰，陣久卒饑，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自卯至午時，卒饑倦列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誡曰：「賊若不動，止，宜退歸；如覺其動，宜率東出。」士及才過，賊眾果動。太宗曰：「可擊矣。」士及命騎將建旗列陣，自武牢乘高入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遽率其師卻，止東原，未及整列，太宗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咬金等眾騎纏幡而入，直突出賊陣后，齊張旗幟，表里俱備，賊眾大潰，生擒建德。

　　譯文

　　大凡作戰中，如果遇到敵人陣容嚴整且士氣銳盛時，不可貿然與其決戰，應當堅守壁壘以待有利時機；等到敵人列陣過久而士氣衰落之時，再出兵攻擊它，就沒有不勝利的。誠如兵法所說：“后發制人是為了等待敵人士氣衰落時再攻擊它。”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五月，秦王李世民率軍圍攻洛陽的王世充，竇建德應王世充之請而率領全部兵馬自河北而來援救。李世民率軍東進扼守虎牢以阻截竇建德軍。竇建德于汜水以東布陣，綿延橫貫數里，唐軍將領望見此情都面生懼色。李世民親率數名騎兵登上高岡觀察敵陣，回頭對將領們說：“竇建德自山東（指太行山以東地區）起兵至今，尚未遇到過強大對手。如今他們越過險要地帶而喧鬧不止，這說明其軍隊沒有嚴格的號令；迫近我們城前而布列營陣，這說明其有輕視我軍的心理。對此，我們要按兵不與其交戰，以等待其士氣衰落之時；他們列陣過久而士卒饑疲，必將自行退走，乘其后退而出兵追擊，哪有不勝之理！我與諸位約定，一定要在中午剛過之時打敗它。”竇建德軍從清晨擺開陣勢，直到中午時分（也不見唐軍出戰），士卒們饑疲不堪，個個都無精打彩地坐在隊列里，以至又有互相爭奪飲水的。李世民（見此情景）便命令宇文士及率領三百騎兵，經敵陣之西向南急馳，并告戒他說：“如果此舉仍不見敵軍有后退行動，你應引兵退回；如果發覺敵軍行動了，就應率兵向東出擊。”宇文士及剛過敵陣，敵軍果然行動了。李世民這時對部將說：“現在可以出擊了。”于是，命令騎兵將領樹旗列陣，從虎牢關上以高屋建瓴之勢直插南山，沿著山谷向東，襲擊敵軍背后。竇建德急忙率領其軍向后撤退，剛剛退到東山坡處，還未來得及整頓好隊伍，李世民已率領輕騎兵沖殺過來。唐軍所向之處，敵軍無不瓦解潰散。唐軍大將程咬金等所率騎兵卷起軍旗沖進敵陣，徑直突擊敵軍陣后，齊張旗幟，內外奮擊，大敗敵軍，活捉了竇建德。

　　點評鑒賞

　　以建“明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驃騎將軍王鳴鶴認為：該書“殊足以啟發后人，而戰道略備矣”②。崇禎間鄒復認為：“以此書教戰于昔人，用兵之妙思過半矣”，倘若“神明而善用之，雖以百戰而百勝可也”③。清咸豐間滿人麟桂認為：是書“啟發神智，或不無所補”④，等等。從明、清諸多論兵者的這些贊語中，可以明顯看出，該書在我國兵學理論發展史上的重要影響和地位。

　　綜觀全書，我們認為，《百戰奇略》有如下幾大特點：

　　第一、是在北宋神宗朝頒定《武經七書》為武學必讀課本之后，產生的一部比較全面系統地論述古代作戰原則和作戰方法的兵學專著；它不僅繼承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精華，而且對某些問題有一定發展。這是《百戰奇略》一書的特點之一。明人李贊在《武經總要·百戰奇法序》中指出：《百戰奇略》一書，“其命名立法，多出孫武子、《武經七書》，蓋以《孫子》為經”；王鳴鶴在其《登壇必究·輯百戰說》中指出：《百戰奇略》各款“款下各附合于孫子法，且更以古人之行事證之，利害得失，昭然于心目之間”；鄒復在《百戰勝法小引》中指出：《百戰奇略》一書“自《計戰》以至《忘戰》，凡有百篇，俱自《武經七書》中流出”。從以上所引兵家的評語中，我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百戰奇略》與《武經七書》，特別是與《孫子兵法》的淵源關系。該書所援引的百條古代兵法（即“法曰”引文），有八十七條出自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朝廷頒定的《武經七書》，而其中引自《武經七書》之首《孫子兵法》的達六十條之多，占全書所引古代兵法總條數的百分之六十，占所引《武經七書》條數的百分之六十九。可見，說《百戰奇略》“以《孫子》為經”，是符合實際情況的。由此可以進一步看出，《百戰奇略》“以《孫子》為經”的著述目的在于講解以《孫子》為首的《武經七書》兵家經典，并且恰是通過“解經”而繼承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精華。但是，《百戰奇略》的可貴之處，不僅在于它“以《孫子》為經”而繼承了孫子思想，而且更在于它對孫子思想還有某些發展。例如，關于速戰速決和持久防御的作戰原則問題。《百戰奇略》認為，在我強敵弱、我眾敵寡，勝利確有把握的情況下，對來犯之敵，要采取速戰速決的進攻戰；但在敵強我弱、敵眾我寡，勝利無把握的情況下，則應采爭持久疲敵的防御戰。這種能夠根據敵我力量對比的實際，不同情況采取不同作戰原則的指導思想，比孫子單純強調的“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孫子兵法·作戰篇》）的速勝論主張，無論在認識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個發展。又如，在對待圍困敵人的問題上，孫子主張“圍師必闕”（《孫子兵法·軍爭篇》）。但在什么情況下，包圍敵人要留有缺口，孫子并沒有作具體闡述。因此，既然強調“必闕”，就意味著不論在何種情況下，包圍敵人都必須留有缺口。這種絕對化的主張，容易導致戰爭指導上的形而上學，因而實踐上極易貽誤戰機以至遭受挫敗。但《百戰奇略》所主張的“圍其四面，須開一角”（《圍戰》），是指在攻城作戰條件下所應采取的指導原則。這與孫子“圍師必闕”的涵義是不完全相同的。在古代攻城技術裝備落后，特別是在沒有或缺少攻城火器的條件下，單憑雄厚的兵力使用刀槍戈矛箭戟對固守堅城的敵人實施強攻硬打，往往傷亡大而奏效小。如果采取虛留缺口“以示生路”，就能誘使敵人脫離堅城固壘，從而造成在運動中殲敵的機會。這樣，既可破敵之軍，又能拔敵之城。再如，關于進攻作戰中追擊敗敵問題。孫子主張“歸師勿遏”、“窮寇勿迫”（《孫子兵法·軍爭篇》）；而《百戰奇略》則主張，對于企圖保存實力，“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逐戰》）的敵人，不要匆忙追擊，“宜整兵緩追”，以防中“奇”上當。但對確屬潰敗之敵，則應“縱兵追擊”，務求殲滅。這種區別不同情況，采取不同作戰指導的思想，比孫子的片面主張，是更加符合客觀實際和戰爭實踐的需要。

　　第二、《百戰奇略》不僅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古代的軍事思想，而且搜集和存錄了大量古代戰爭戰例資料。這是《百戰奇略》一書的又一特點。它搜集了自春秋迄五代一千六百四十五年（最早的戰例是公元前700年春秋初期的楚絞之戰，最晚的戰例是公元945年五代末期的后晉與契丹的陽城之戰）間散見于二十一種史籍的各種類型的戰（事）例百例。其中規模較大、影響較深、特點鮮明的戰（事）例有：春秋時期的齊魯長勺之戰，楚宋泓水之戰，晉楚城濮之戰，齊國晏嬰折沖樽俎挫敗晉國戰爭圖謀事，越吳笠澤之戰；戰國時期的齊魏馬陵之戰，燕齊即墨之戰，趙奢救韓破秦之戰，秦滅楚之戰；秦末項羽進攻秦軍的巨鹿之戰，劉邦進攻秦軍的峣關之戰；西漢時期的韓信滅趙、攻齊之戰，衛青抗擊匈奴入侵之戰，周亞夫平定吳、楚七國叛亂之戰，趙充國平定先零之戰；東漢時期的耿弇平定割據勢力張步之戰，吳漢擊滅割據勢力公孫述之戰，袁、曹官渡之戰，曹操攻打烏桓之戰，諸葛亮與劉備的“隆中對”，孫權與曹操爭奪合肥之戰，呂蒙襲取荊州之戰；三國時期的魏將司馬懿擊滅孟達的上庸之戰、平定公孫淵的遼東之戰，蜀相諸葛亮五攻曹魏之戰，魏滅蜀之戰；西晉滅吳之戰，晉將劉琨進攻石勒之戰；李靖反擊突厥之戰，唐中宗時張仁愿反擊突厥收復漠南之戰，憲宗時李愬雪夜奇襲蔡州之戰；五代時期的晉（后唐前身）與后梁爭奪河北的柏鄉、魏州之戰，后晉與契丹的陽城之戰，等等。《百戰奇略》所搜集和存錄的百個戰（事）例，一般都有戰爭發生的時間和資料來源，這為后人檢索戰爭戰例資料，研究中國古代軍事史，提供了極大方便。

　　第三、《百戰奇略》列舉了軍事斗爭領域里存在的大量對立統一關系，分篇立論，對比分析，說明相反相成的道理，充滿辯證思想，是一部系統全面闡釋古代軍事范疇的重要著作。這是《百戰奇略》一書最鮮明突出的特點。書中所列百戰，雖然各自獨立成篇，但各篇之間，并非孤立不連，而是正反成對有其內在聯系。由于《百戰奇略》已經意識到軍事上的許多矛盾現象都是相反相成的，因而能從強與弱、眾與寡、虛與實、進與退、攻與守、勝與敗、安與危、奇與正、分與合、愛與威、賞與罰、主與客、勞與佚、緩與速、利與害、輕與重、生與死、饑與飽、遠與近、整與亂、難與易等正反兩方面，提出在不同情況下，要采取不同的作戰原則和作戰方法。為人們以辯證的觀點分析研究戰爭，避免主觀指導上的形而上學和片面性，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它從戰爭千變萬化這一客觀實際出發，只經觸及到矛盾的雙方既相互依存，又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規律。這是《百戰奇略》一書最為可貴的地方。例如，它在對“勝與敗”這對矛盾現象的對比分析中，已經認識到勝利中潛藏著失敗的種子，失敗中包含有勝利的因素，勝與敗將在一定的條件下相互轉化的規律性。它認為，打了勝仗之后“不可驕惰，當日夜嚴備以待之”（《勝戰》），如果“恃己勝而放佚”（《佚戰》），就會反勝為敗。它特別強調指出，在取得勝利的形勢下，不可麻痹大意，對于來降之敵，“必要察其真偽，遠明斥堠，日夜設備，不可怠忽，嚴令偏裨整兵以待之，則勝；不然則敗”（《降戰》）。可見，《百戰奇略》已經認識到，“驕惰”、“放佚”、“怠忽”，就是由勝轉敗的條件。它認為，在打了敗仗以后，不可畏怯氣餒，只要能“思害中之利”（《敗戰》），認真接受教訓，切實做到“整勵器械，激揚士卒”（《敗戰》），養精蓄銳，“待其可用而使之”（《養戰》），并且正確實施作戰指導，選擇有利戰機，“候彼懈怠而擊之”（《敗戰》），就能轉敗為勝。可見，《百戰奇略》已經認識到，轉敗為勝的條件，就是接受教訓，認真備戰和正確的作戰指導。《百戰奇略》認為，“眾與寡”這對矛盾的雙方，在一定的條件下也是相互轉化的。它指出，在敵眾我寡的形勢下作戰，只要我充分發揮主觀能動作用，實施正確的作戰指導，采取“設虛形以分其勢”（《形戰》）的“示形惑敵”戰法，就可以使敵人分兵處處防我，“敵勢既分，其兵必寡”（《形戰》），而我集中兵力打敵一部，在戰役戰斗上處于“以眾擊寡”（《形戰》）的有利態勢，就可以各個殲滅敵人。可見，《百戰奇略》已經認識到，實施正確的主觀指導，乃是實現“敵眾我寡”向“敵寡我眾”轉化的根本條件。《百戰奇略》在“眾與寡”這對矛盾的雙方相互轉化問題的認識上，已經包含有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如何通過主觀努力，創造以劣勢兵力戰勝優勢敵人的思想，這是十分可貴的。又如，在對“生與死”這對矛盾的分析中，《百戰奇略》認為，對敵作戰中，如果“臨陣畏怯，欲要生，反為所殺。”（《生戰》）意思是說，作戰中如果貪生怕死，就有失敗被殺的危險。反之，如果能夠“絕去其生慮，則必勝”（《死戰》）。意思是說，作戰中如果抱定必死決心而戰，就一定能獲得勝利而生存。可見，《百戰奇略》已經認識到，生與死在一定的條件下也是相互轉化的。貪生怕死，是由生存向死亡轉化的條件；而英勇奮戰，則是由死亡向生存轉化的條件。所以，《百戰奇略》援引《吳子·治兵》說：“幸生則死”（《生戰》），“必死則生”（《死戰》）。這無疑是符合辯證觀點的正確結論。總之，《百戰奇略》已經較好地意識到軍事斗爭領域中一切矛盾的雙方，不但相互依存而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將在一定的條件下各自向對立面方向轉化。此種辯證地觀察事物的思維方式，是應予充分肯定的。

　　第四、《百戰奇略》在著述方式和語言運用上，也是有其鮮明特點的。明人李贊在《武經總要·百戰奇法序》中指出：“百法若傳，每法既具所以，復引古將帥所行之有合者證之”。這大體上概括了《百戰奇略》一書著述方式上的主要特點。該書按照古代作戰雙方的各方面情況（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軍事的、地理的、氣象的情況，等等），分為百戰，各以單音詞（計、謀、間、選、等等）設條立目；每戰既以古代兵法為依據闡明兵機方略，又以古代適當戰例事例加以印證；各戰既相對獨立成篇，又相互關聯成正反對比，論史結合、辯證分析地論述了攻取戰勝之道。此種論兵的編纂體例和著述方式，誠為后人研究兵學和著書立說之鑒。《百戰奇略》在語言文字運用上的最大特點，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這就是：詞簡義賅，通俗易懂。像《百戰奇略》那樣運用幾近白話體論兵著述的古代兵書，在宋以前是不多見的。因此，《百戰奇略》一書的產生，不僅開創了古代兵學運用通俗語言文字著書立說的先例，而且為進一步傳播和弘揚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精華，發揮了積極作用。明、清之際，《百戰奇略》之所以被兵家一再刊行，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其重要原因也在于它通俗易懂，好學好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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