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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友人論學書翻譯原文
這是一封給友人的信，談的是為學的大道理。信中批判明代王守仁以來的一些理學家空談心性而脫離實際的學風，提出為學應繼承孔孟以來的重實學而不尚空談，要“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博學與修身并重。下面是與友人論學書翻譯原文，請參考！
原文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于盲。竊嘆夫百余年以來之為學者[1]，往往言心言性[2]，而茫乎不得其解也。
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3]；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4]。性命之理，著之《易傳》[5]，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6]”；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7]”；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8]，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9]。”嗚呼！圣人之所以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10]。”顏子之幾乎圣也[11]，猶曰：“博我以文[12]。”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13]。自曾子而下[14]，篤實無若子夏[15]，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16]。”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17]”，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18]，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于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19]。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20]，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圣[21]，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22]。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23]”。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于仁[24]，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25]，而不知終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謂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于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26]，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27]，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28]。”
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圣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29]。
翻譯
近年來往于南方北方，因我年齡稍大一點很受朋友們推尊，向我來詢問問題，算是問道于盲吧。我私下感嘆一百多年以來的治學的人往往說心哪性呀（這些抽象的概念）可是迷迷茫茫弄不明白。
命與仁這兩者，孔子很少提到；性與天道的道理連子貢也沒聽到過。講性和命的道理，是寫于《易傳》中的，不曾多次地對別人講過。別人問什么樣的人是士，孔子的回答是：“自己行事要知道什么是恥辱。”孔子談自己治學的經驗，他說：“喜好古代的文化，勤奮地探索真理。”孔子與他門下的弟子談話，所有那些所謂相傳堯舜的“危微精一”的說法，全都不提，而只是說“不偏不倚地執政，如果四海窮困，上天給你的福佑永遠完結。”可嘆啊！圣人要我們學習的東西是多么平易而可以遵循呀。所以說：“從淺近的地方學起而達到高深的水平。”顏淵是幾乎達到圣人標準的人，可他還說“給我更多的文化知識讓我更淵博。”孔子告訴魯哀公說，明曉善惡的能力，首先的條件是博學。從曾子往下數，弟子們論學問深厚扎實沒有比得上子夏的，可是子夏談到“仁”時候，卻這樣解釋：“要廣博地學習，有堅定的志向，提出的問題是懇切的，思考的問題是切近的。”
現在的君子們卻不這樣，他們積聚賓客門人求學的多到幾百人，每個人的情況都不相同，就像論語里說的，“就像草木一樣種類繁多，應該加以區分。”可是他們卻不分差別一概只是談心談性。丟棄“多學而增長見聞”，來奢求“一以貫之”的方法；拋開天下的窮困不談，而整天講所謂“危微精一”的空說，這一定是他的道要高于孔夫子，而他的門人弟子一定是要比子貢賢德，他們是跳過孔子而直接堯舜二帝的心傳。我對他們的做法是不敢領教的。
《孟子》這部書，講心講性也是反復懇切。可是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所問的問題和孟子所作的回答，常常在于出仕與隱居、離職與就職、拒絕與接受、取得與付出的關系方面。以伊尹那樣的大圣人，建立使他的君主如同堯舜，使他的人民如同堯舜之民那樣盛大的功德，可是他的最根本的地方卻是在于千駟不顧，一芥不予，一芥不取，這樣小而具體的地方。伯夷、伊尹的特點不同于孔子，但他們有與孔子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做一件不義的事，殺一個沒有罪的人，就能得到天下，他們也不去做。”因此性呀、命呀、天呀，孔子提到的非常少，而今天的君子們卻說個不停；出仕與隱居、離職與就職、拒絕與接受、取得與付出之間的道理，是孔子孟子所常說的，而今天的君子們卻說的很少。他們用論語里的話說，忠于職責和品德清高還不能達到仁的境界，可是他們不知道不忠于職責，品德不清高而能談到仁的，從來也沒有過。他們用論語里的話說“不嫉妒不貪求還不算達到仁，可是他們不知道一輩子嫉妒貪求的人而能跟他談論道義，從來是沒有的。我是不明白他們的說法的。
我所說的圣人之道是怎樣的呢？叫做“博學于文”，叫做“行己有恥。”從自己的個人的事，到天下國家的事，都是該學習的事情。從做兒子臣子、兄弟朋友以至處理隱居出仕、人事交往、拒絕與接受、取得與付出等事情中間，都有是否恥辱可以檢驗的。孟子說“恥辱之感對于人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不以粗衣劣食為恥辱，而以百姓男女沒有受到恩澤為恥辱。所以孟子說：“一切我都具備，反躬自問而沒有愧疚。”
啊！士人不把有恥放在首位，就是沒有根基的人。不喜好古代文化而廣泛學習，就是空虛的學問。靠沒有根基的人來講空虛的學問，我只能看到他們天天提到圣人，可是卻離開圣人越來越遠。雖然說這些話，并不是我大膽敢言，而是姑且以渺小的見解，說給志同道合的朋友而求教他們能給我啟發和指點。
注釋
[1]百余年以來：指明代理學家王守仁以來。
[2]言心言性：這是指宋、明理學家所討論的哲學范疇。
[3]“命與仁”二句：《論語·子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4]“性與天道”二句：《論語·公治長》：“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孔子弟子端木賜。
[5]“性命之理”二句：《易傳》：《周易》中解釋經的部分，包括《彖》、《象》、《系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易傳》中有講性命的話，如《說卦傳》說：“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又如《乾卦》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孔穎達疏：“性者，天生之質，若剛柔尺速之別；命者，人所稟受，若貴賤夭壽之屬是也。”
[6]行己有恥：《論語·子路》：“子貢問曰：‘如何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7]好古敏求：《論語·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敏，勤勉。
[8]危微精一：偽《古文尚書·大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的簡稱，宋儒把它當作十六字心傳，看成堯、舜、禹心心相傳的個人修養和治理國家的原則。這十六字的大意是說，人心是危險的，道心是微妙的，只能正心誠意，不偏不倚，執守中正之道。
[9]“允執其中”三句：《論語·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朱熹注：“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
[10]下學而上達：語見《論語·憲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意指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
[11]顏子：即顏淵，名回，字子淵，孔子得意弟子。
[12]博我以文：語見《論語·子罕》：“顏淵喟然嘆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13]“其告哀公”三句：其，指孔子。哀公，魯哀公姬蔣。明善，辨明善惡。《禮記·中庸》：“哀公問政。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又談到明善時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把博學放在首位。
[14]曾子：孔子弟子曾參，以孝稱。
[15]子夏：孔子弟子卜商，工文學。
[16]“博學而志篤”二句：語見《論語·子張》：“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篤志：堅定自己的志向。切問：懇切地發問。近思：考慮當前切實的問題。
[17]“譬諸草木”二句：語見《論語·子張》。子夏說：“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后傳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18]“舍多學”二句：《論語·衛靈公》：“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識：同“志”，記。
[19]祧（tiāo）：超越。東魯：借指孔子。二帝：指堯舜。心傳：指道統的傳授。
[20]“乃至萬章”二句：萬章，孟子弟子。《孟子·萬章》中記其與孔子問答頗多。公孫丑，孟子弟子，《公孫丑》篇中曾記孟子回答他有關孔子的處世態度。陳代，孟子弟子，《滕文公》篇記他曾欲孟子往見諸侯，孟子以孔子非禮招己則不往回答他。陳臻，孟子弟子，《公孫丑》篇記其曾問孟子何以接受宋、薛兩國餽金而不受齊王餽金，孟子答以君子不可以貨取。周霄，魏國人，《滕文公》篇記其曾問孟子仕進的方法，孟子答以“由有道”。彭更，孟子弟子，《滕文公》篇曾記其問“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不以秦乎”？孟子答以：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
[21]伊尹：名摯，商湯時大臣，輔佐湯攻滅破夏桀。元圣：大圣。
[22]“堯舜其君”二句：語本《孟子·萬章上》：“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其非義也，其非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系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駟：古代一車套四馬，稱為一乘。介：同“芥”。
[23]“伯夷。伊尹”五句：語見《孟子·公孫丑上》。其說不同：“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其說同：“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24]“謂忠與清”句：語本《論語·公治長》：“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于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清，謂潔身自好。
[25]“謂不忮”句：語見《論語·子罕》：“子曰：‘衣敝缊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不忮不求”二句是《詩經·邶風·雄雉》中的詩句。忮（zhì），嫉妒。求：貪求。
[26]惡衣惡食：《論語·里仁》：“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27]“而恥”句：《孟子·萬章上》：“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
[28]“萬物”二句：《孟子·盡心上》：“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反身，反躬自問。
[29]起予：《論語·八佾》：“子曰：‘起予者商也。’”起予，是說啟發我的。
作品鑒賞
顧炎武力倡“文須有益于天下”，立言之旨首先應當做到為時為事而作。這篇論學書的第一節，作者首發浩嘆，開門見山地說明此書是為批判百余年來的不正學風而作。宋明理學家特別是王陽明心學末流“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日知錄》卷七）在顧炎武看來，這股學風歷時久，影響大，危害深，所以對它深惡痛絕。他甚至指出，魏晉清談，導致五胡亂華，今日清談，招來明朝覆亡。正因為如此，他的抨擊特別猛烈。
為了抬高自己學說的地位，理學家愛把他們說成是孔孟道統的直接繼承者。程頤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稱孟子死后，圣人之學不傳；只是過了一千四百年后，出了個明道先生（程顥），才得“不傳之學于遺經”。王陽明則說：“圣人之學，心學也。”（《象山先生集·序》）明末清初的一般學者受其影響，也是“日從事于圣人”，口不離孔、孟。在這種情況下，顧炎武毅然負起“撥亂反正”的責任，指出：“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與施愚山書》，《亭林文集》卷三）這就一針見血地揭示了他心目中的宋明理學空談明心見性的禪學本質，劃清了宋明理學與講究經世致用的經學的界限。在這篇論學書中，作者首先不厭其煩地引經據典，列舉孔、盂等儒家圣人為學的態度，然后擺出“今之君子”不同的態度。這樣兩相對比，結論不言而喻：“今之君子”雖口不離孔、孟，其實他們同“圣人”背道而馳，空談心性卻完全違背了圣人之學的精神，因而是十分錯誤的。應該說，對于用圣人之學高自標榜的理學來說，這樣批判是有力的。
然而此書批判的力量更在于深刻的揭露。作者對當時這股不正學風真可謂洞見其癥結，擊中其要害。在第三節中作者指出，就學而言，那些“今之君子”，第一，舍棄博學多識而貫通萬物之理；第二，脫離現實，一天到晚講論“十六字心傳”。這種學風的形成與這些人信奉的哲學觀密切相關。在他們看來，“心即理”，理只在我心中；一個人只要悟得本心何必博學多識？繼承陸九淵心學的明代理學家陳獻章說得很明白：“學勞攘則無由見道，故觀書博識，不如靜坐。”（《白沙集·與林緝熙》）王陽明則進一步斷言，“心外無學”；“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傳習錄下》）就是說，四海之內根本不存在可以接觸的客觀事物，一個人只要喚醒內心的良知，便可窮理。顯然，顧炎武在這里揭露的當時不正學風的兩個特點，正是承陸、王心學的糟粕。作者對“今之君子”沉溺于心學而自命不凡的心態，亦以嘲諷的筆調給予無情的鞭撻。
學風，還有個行的問題。在第四節，作者深人一層指出，就行而言，那些“今之君子”在出處、去就、辭受、取與這些最能表現一個人操守氣節的問題上，也與孔子、孟子、伊尹、伯夷等圣賢完全不同。他們不辨出處、取與的抉擇是否合乎道義。他們的行，文中雖沒有具體點明，但所說“不忠與清”而言仁者，就是指他們；“終身于忮且求”而言道者，也是指他們。字里行間表現出作者對這些人不知廉恥的憎惡和鄙視。
深刻的揭露，有力的批判，使這篇論學書成了聲討王學末流不正學風的戰斗檄文。不僅如此，本書還有破有立，先破后立。最后一節，作者提出和闡明了開啟一代學風的學術思想綱領——“博學于文”和“行己有恥”。
這個綱領是在批判“今之君子”不正學風的基礎上順理成章地提出來的。由于上文破中有立，所以這里正面立論便顯得要言不煩。兩句話雖從儒家經書中拈取，但對它的闡發具有時代的內容。關于“博學于文”，作者指出，“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凡與國計民生有關的東西都必須腳踏實地地去探究。這一條正面提倡博學多識、經世致用的實學，反對言心言性的空疏之學。關于“行已有恥”，作者認為，士大夫不僅要在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做到有所不為，而且要以天下為己任。應對“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而感到羞恥。這一條強調立身行事必須知恥，這是做人的根本。在作者看來，“士大夫之無恥，是為國恥。”（《廉恥》，《日知錄》卷十三）作者憤慨于當時不忠不清、不知廉恥的敗壞士風，提出“行己有恥”這一條，正是希望士大夫堅持民族氣節，為天下興亡而盡責。張爾歧讀罷此書，于“行己有恥”一語，“更覺切至”，其原因就在這里。
總之，一條“博學于文’”，一條“行己有恥”，是顧炎武論學的兩個最重要的主張；我們不僅可用以概括這篇論學書的主題，而且可視為顧炎武全部學術思想的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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