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龍旗飄揚的艦隊讀后感

　　《龍旗飄揚的艦隊》是姜鳴在十年前出版的第一部專著，詳細記錄了中國近代海軍創建發展的曲折歷史，總結了清末海軍近代化失敗的歷史教訓。以下是“龍旗飄揚的艦隊讀后感”，希望能夠幫助的到您！

　　戰爭永遠不只是軍事裝備和人員數量的臨陣比拼，而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對抗。

　　合上一本中國近代海軍史，感觸最深的就是這句話。清朝海軍自1840年至1911年的六七十年里，歷經大大小小數百場戰役，幾度沉浮起落。既有南北并舉，船政工業迅速發展的曙光，有北洋海軍坐擁“遠東第一艦隊”的輝煌，也有馬江與甲午的苦痛與無奈。多少年來，回顧這段歷史，人們往往把眼光放在慈禧慶壽與興建頤和園的大把靡費上，放在黃海海戰“致遠”的自殺式撞擊上。于是感慨萬千，如果慈禧如何如何，如果“吉野”如何如何，如此種種，卻忽略了從歷史的角度審視這段不堪回首的過往。海軍的興衰勝負，絕不僅僅是軍費、戰艦與將領的小歷史，而是一個民族從思想到國力的大映射。

　　1840年，當英國遠征艦隊駛近中國海岸暢通無阻時，還沒有太多人意識到，一個時代正在過去。以風帆戰艦為主力的線列戰曾經是海戰的主要形式，然而隨著蒸汽動力、后膛炮和旋轉炮塔的出現，海軍的面貌已大為改觀。從前隨“御風而行”、“隨波逐流”的緩慢艦隊變成了由蒸汽鐵船組成的快速艦隊，海軍的戰略使命也從單純的海軍戰術任務轉變為快速部署、遠程封鎖等具有戰略意義的使命。

　　然而清朝政府上至洋務運動領袖，都沒有認識到海軍使命的重大轉變。三洋艦隊的發展思路就是中國傳統水師“近海防御”思想的進一步延伸。當納西莫夫在希諾普大敗土耳其艦隊的時候，當英法艦隊在克里米亞封鎖塞瓦斯托波爾的.時候，當西方海軍迅速地走向現代化的時候，中國卻毫無急起直追的信心與決心。中國本來沒有近代海軍的技術基礎與人才儲備，按理講本應向西方大力學習，一邊緊跟西方先進技戰術潮流，一邊發展獨立自主能力。然而清政府以及洋務眾大臣作為政策的制定者與實施者，卻始終沒能深入地了解海軍，以至于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時而畏首畏尾，時而朝秦暮楚，完全被政治因素而不是技術因素左右了前進的方向。因而盡管能夠從西方買到質量不錯的軍艦，卻始終不能從西方學習到海軍戰略的思想，不能用具有專業技術的海軍人才代替傳統行政官僚。于是外行管內行，像丁汝昌這樣陸軍出身、于海軍知之甚少的將領竟然能夠盤踞北洋艦隊司令17年之久，便也見怪不怪了。

　　另一方面，國防軍備上的國產化、自主化是一個國家的必然選擇。當年的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都是此間有益的嘗試。然而洋務運動領袖們最終還是走上了一條購買的道路，于是處處受制于人，甚至連海軍的控制權都要通過政治斗爭才能把握在中國人手里。反觀近鄰日本，在海軍工業上和中國處在同一起跑線上，但卻通過幾十年的堅持投入與信任，最終造就了一支強大的艦隊。跨入二十世紀門檻的時候，日本已經擁有了由萬噸級戰列艦組成的六六艦隊，從而為之后其海軍工業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基礎。自造與外購，是每個國家發展初期必然面臨的選擇。這兩個選擇，表面上看是國家未來幾年發展的速度，實際上決定的是國家未來長久發展的高度。這樣的選擇題，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

　　回到最開始，其實一個國家的興衰成敗，絕不是某些微觀因素所造成。民族的性格、國家的制度，才能決定一個國家的未來。中國近代海軍的辛酸歷程，正是這一觀點的例證。曾任中國總稅務司，為清朝海軍建設發揮重大作用的愛爾蘭人赫德就說：“恐怕中國今日離真正的改革還很遠。這個碩大無朋的巨人，有時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們以為他醒了，準備看他做一番偉大事業。但是過了一陣，卻看見他又坐了下來，喝一口茶，燃起煙袋，又朦朧地睡著了。”買官鬻爵蔚然成風，地方勢力尾大不掉，京城官場勾心斗角，知識分子閉目塞聽。腐朽墮落的專制王朝在它的末年已經不能有效控制，甚至確切了解自己身體的各個部分，于是只能任由自己龐大的肌體迅速而全面地潰爛下去。于是當年丁汝昌率領北洋艦隊訪問長崎之時，巨艦大炮令日本全國驚慌，但佝僂的日本漢學家副島種臣直言道：“蓋中國之積習，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絕無行法之人；有絕妙之言，而絕無踐言之事。”于是沒有幾年，日軍就將北洋艦隊俘虜回國。副島種臣的話，是中國近代海軍發展史最好的注腳，也是中國發展史最好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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