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三農問題的參考報告
關于三農問題的參考報告
【摘要】
“三農”作為一個概念是由經濟學家溫鐵軍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 2000年初，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朱镕基寫信提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以及出版《我向總理說實話》后，“三農”問題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反響。2001年“三農”問題的提法寫入文件，正式成為我國理論界和政府決策層引用的術語。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將“三農”問題寫入工作報告中。
中國有9億農民，占中國人口的9/13。所以說，“三農”問題，是一個關系十三億人口大國的經濟社會國計民生的大問題。
【關鍵詞】
三農，農業，農村，農民
【正文】
一、農業問題
第一、關于增加農業投入。
增加農業投入這個政策在企圖經濟時代是有效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值得重新討論。這個政策布置的起程點，仍然是把當前繁雜的農村體制抵觸問題看作是農業生產問題。從80年代后期以來在農村政策的思路問題上，對所謂加強“農業投入”就長期存在不同意見。因為，在小農經濟條件下這個政策瞄準的目標并不是適宜的。并且，客觀上導致從90年代以來，農業的成本每年上漲10%，農業主產品生產的真實成本、亦即“地板價格”，長期在高于國際市場價格的“天花板價格”上運行.
第二、提高農業科技含量。
從目前情況看，有很多地方包括農業部科技司都說農業增加值中科技進步的貢獻超過40%，也就是說農業增產主要是科技投入的結果。人們都覺得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另一方面，農業人均產值、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民人均收入并不同步增加，科技投入與農業產出的關系似乎并不對應為正值。我們知道科技投入也意味著服務成本，最近三年的服務成本每年上漲超過9%。所以，，近幾年農民收入下降，一定程度上和服務成本上漲有直接關系。
二、 農村的真問題在哪里?
根據一項直接入戶調查的數據表明，最近三年，無論東部、西部還是中部，所有家庭經濟條件下的農業資金和勞動力的投入產出已經是負值。東部因為是資本密集地區，一部分轉移收益相對保持了農村穩定，而中西部地區沒有這種條件，出現大量的農民撂荒，實際上意
味著農民破產。所以，最近才有各種反映，無論是社會學界的陸學義老先生、還是湖北的鎮黨委書記，都指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從經濟學角度看，危險就在于農業投入產出多年為負值。所以我從1998年就發表文章說農業到了不可保持、農村經濟到了不可繼續的境地。而我們現在的某些政策似乎在加劇這種不可保持的問題。
從現行政策對比看，90年代中期以后農民收入連續出現4年的增長速度下降，所對應采取的政策，幾乎與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農村出現黃金增長并且拉動人民經濟增長那段政策如出一轍，政策手法真的是一樣的，唯獨結果相反。
1979—1982年，國家出臺了連續調劑農產品價格的政策，農業主產品價格調劑幅度上漲了49%，同期大規模推行家庭承包責任制接著落實15年不變。這兩項政策在90年代中期重演，從1994—1996年，也是連續3年農業基本產品價格上調105%，比上次增加了一倍;同期我們大規模落實30年不變的家庭承包責任制。那次價格調劑和體制調劑雙管齊下，造成了農村經濟的高速增長，而這次雙管齊下造成的結果如何?我怎么想慎重也找不到適宜的詞來描寫這種現象。總之，同樣的政策手法在不同的時代應用，效果的區別是對比明顯的。
三、如何解決三農問題
一、城鎮化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發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覺得要解決“三農”問題，最根本的前途在于城鎮化，創造有效的就業崗位，把勞動力轉移到制造業和服務業上，最關鍵就是要提高制造業的效益。從國外的發展過程來看，都是通過實現現代化來帶動城市化，最后解決農村問題。
徐宏源還指出，對于現在各大城市實行放開城鎮戶口的戶籍革新，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城鎮戶口放開以后，農民只不過是從農村潛在的失業人員變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對社會造成了更大的傷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這樣的先例。治標也很首要，但從長期來看，還是要治本。人民待遇相對城市居民而言，農民在政治權利和經濟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個農村居民無論是剛出生還是年過百歲都得交納稅費。另外在義務教導的權利、社會保險、醫療等一系列權利的落實上也有待完善。
二、減稅
知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指出，我國的農業稅、特產稅加在一起大約400億元，而我國一年有1萬億元左右的稅收，完全可以免掉幾百億的農業稅。農村費改稅的問題，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來保證，農民減負涉及的農村教導、政府經費問題也要妥善解決。
厲以寧還覺得，增加農民收入，首先應該是政府加大投資。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良種基地的建設;二是農田水利的投入;三是農業科技后果的推廣;四是對農民的技巧培植。其次是要發展優勢產業，如蔬菜、水果、花卉、茶葉、中藥材、養殖等。各地可以積極推行“公司+農戶”的模式，農民按訂單安心生產，公司負責銷售。
三、政府措施
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堅持把加強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進農業結構調劑。二是深化糧棉流通體制革新。三是進行農村稅費革新試點。四是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五是加強農村扶貧開發。六是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
另外，臺灣“中央鉆研院”院士、知名的史學家許倬云先生覺得，解決三農問題，不應該讓大量的農民進城，而應該將農產品加工廠放到農村去，讓農產品附加值留在農村，要讓農村有更多的氣力來解決教導和福利的問題。 他覺得，解決“三農”問題，當仍從中國傳統農業經濟的特色中尋求答案。雖然漢代農業已是遙遠的過去，古為今用，漢代農業發展的各項特點，仍可為今人之借鑒。第一，公私單位應該為農業供給現代的科技，使農業生產得生物科技之賜，致力發展有價值的經濟作物。第二，費孝通先生當年提出的鄉土重建的方案，在于農業為工業配套。近年來，大陸農村也不斷嘗試建立農村工業，然而績效未彰。第三，公私有企業及學術單位，均須不斷供給市場資訊作為農民決策的依據，應使農民不致有“賺一次，虧三年”的苦楚。第四，國家必須注意建設農村交通設施及建立供銷網絡，使農產品迅速進入市場。這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近些年，國家對三農問題越來越注重，信任在黨的指示下，農村會越來越好，農民生活也會更加幸福，中國也會由農業大國轉變成農業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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